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农书问世。汉代后农书渐多，但失传、散失的不少。中国利用并栽培花卉的历史悠久，在古农书中反映却较晚。唐代以前的农书中没有花卉的内容。汉代《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虽记有园艺作物，也只限于果树、蔬菜。这除花卉生产发展远较其他作物为迟外，还有认识上的原因。如北魏《齐民要术》（约533～544）的著者贾思勰在序中称：“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以此，没有把汉代到南北朝这段时期的花卉生产用文字记录下来。实际上，当时不仅有许多资料，还有一些专书。如由南朝齐、梁间人撰写的《魏王花木志》虽早已失传，但还能在后代农书中见到部分引文，贾思勰就曾引用过。在轻视花卉的思想影响下，古代早期的农书中没有花卉的地位。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许多花卉专著，随后陆续增多。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所载，有关花卉的书籍达150种以上，现存的约90种，其中明、清两代约占半数，而属于“谱录”的则更多，内容也各有特点。编撰者限于条件，所记花卉从种类、品种到栽培技术，都有明显的地方色彩。书名往往冠以地名，如《洛阳牡丹记》、《天彭牡丹谱》、《桂海虞衡志》和《金漳兰谱》，等等。在栽培技术上一向被达官贵人视为“鄙事”，尽管也有人提倡学稼、课耕，可真正动手的并不多。在古代著书论花卉，往往成为文人雅事，故谱录一类书中的生产经营意识比较淡薄。有的根本不涉及栽培技术，只是欣赏、品评或辑录掌故、逸闻而已。但也有写作比较严谨的书，在辑录前人所述外，加上亲身实践经验，十分可贵。也有只列种类和品种的，还有兼述栽培技术的，更有偏重辑录前人有关诗文的。尽管受历史局限，历代花卉著作仍然为后代在研究中国观赏植物的起源、引种、品种演化与改良、栽培与繁殖、应用与欣赏等方面，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形成并发展中国花卉文化（简称花文化）等方面，古代有关花卉书籍曾居于世界先导地位，这对后世弘扬有中国特色的花文化无疑有重大影响。此外，从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和工艺美术品中探索一些科学事实（如品种演化的轨迹等），也不失是一种“从文学艺术中找科学”的重要途径与线索。

中国古代花卉著作多种多样，按书的体例和叙述范围的差异，可分为通谱类花卉著作和专谱类花卉著作两种类型；此外，还有记述有花卉部分的其他古籍和大型农书。

收录多种花卉资料于一书，如《洛阳花木记》、《花史左编》、《花镜》和《群芳谱》等。现存最早的是唐代后期宰相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书中记述他所搜罗的珍奇花卉种类和产地。更早的花木著作如《魏王花木志》、隋代诸葛颖《种植法》和唐代贾耽《百花谱》等，惜都已失传。唐代王方庆《园庭草木疏》尚存辑佚本所记花木寥寥。至宋代，专谱类花卉著作已出现不少，而通谱类则以周师厚《洛阳花木记》（1082）最早。该书列举牡丹品种109个、芍药品种41个、杂花82种、果子花147种（包括品种）、刺花37种、草花89种、水花19种、蔓花6种；花品之后，继以四时变接法、接花法、栽花法等篇。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1175），志花部分只记广西独有的花卉16种，文字简练，翔实可靠。与上述两书不同，南宋的陈景沂《全芳备祖》（1253）所记植物虽多，而重点在辑录赋咏花卉的词藻，其广收博采，诗词尤多，开中国古代花卉类书重文采之先河。元代有许多农书，但全是综合性的和蚕桑专书，而无一本花谱。进入明代，通谱类书甚多。如王世懋《学圃杂疏》（1587）以花为主，记载了栽植花卉的实际经验。高濂《遵生八笺》（1591）中有花榭诠评、草花三品、四时花纪等内容，记花128种，各有形态和栽培的叙述，并记有观赏价值的盆栽花木22种。赵崡《植品》（1617）记关中所产和亲自种植的花木70余种。王路《花史左编》（1617）及周文华《汝南圃史》（1620）等书，作者的实际经验俱入书中。具有这一共同特点的，尚有陈诗教《灌园史》（1616）以及陈正学记有漳州花卉130种的《灌园草木识》（1634）等。同一时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1621）。至清代，先后有巢鸣盛《老圃良言》、高士奇《北墅抱瓮录》（1690）和谢堃《花木小志》（1830）等，都是花卉爱好者的著述。而介绍栽培技术最详细的，是陈淏子的《花镜》（1688）一书。康熙四十七年（1708）汪灏等奉命在《群芳谱》基础上编成《广群芳谱》一百卷，对原书作了改编和增扩，确有较大的调整和充实。

原则上一书只记一种花木。自晋末戴凯之《竹谱》起始，到宋代陆续出现了牡丹、芍药、菊、兰、梅等专谱，明、清时更多。专谱类数量在现存花卉类古书中约占3/4。其中以菊谱最多，兰谱次之，牡丹谱居第三位。《竹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谈论竹的专书，记竹70余种及其产地和用途，对后代花卉专谱颇有影响。许多花卉专谱都是从宋代开始的。如宋僧人惠崇和吴辅各撰竹谱，均已失传。元代刘美之《续竹谱》，记录各书中提到的竹22种。清代陈鼎《竹谱》共60条，专记中国西南一带奇异的竹种。牡丹谱现存的有十余种，以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031）最早。稍后，有《冀王宫花品》（1034），记花共50种，是品花性质的专谱。周师厚《洛阳牡丹记》，记述品种46个，宛若《洛阳花木记》的补充。张邦基《陈州牡丹记》（约1111～1118）篇幅不大，因记有牡丹突变现象而受到重视。陆游《天彭牡丹谱》（1178）记成都附近品种，体例和欧阳修所著类同。明代牡丹谱虽不多，但薛凤翔《亳州牡丹史》记品种185个，叙述栽培技术较详。清代有钮琇《亳州牡丹述》（1683）记品种140个，余鹏年《曹州牡丹谱》（1792），记品种56个，计楠《牡丹谱》（1809），列品种103个。这些谱录除有简单说明外，记各地通行的栽培技术都较详细。芍药专谱集中出现于北宋，以刘攽《芍药谱》（1073）最早，还有王观《芍药谱》（1075）和孔武仲的《芍药谱》等。菊谱在现存专谱中数量最多，计有30多部。宋、明、清代的菊谱数量与时俱增。刘蒙《菊谱》（1104）为最早，记有品种35个，野生种2种，史正志《菊谱》（1175）和范成大《范村菊谱》（1186）的记述苏州品种。以上三谱专门品花，不涉及栽培。史铸《百菊集谱》（1242）卷首列举菊品种160多个，在当时搜集可称广博。明代菊谱多重视栽培技术，如黄省曾《艺菊书》、周履靖《菊谱》、佚名的《乐休园菊谱》、张应文《菊书》及陈继儒《种菊法》，等等。清代以后菊谱猛增，有陆廷灿的《艺菊志》（1718），秋明主人《菊谱》（1746），叶天培《菊谱》（1776），徐京《艺菊简易》（1799），计楠《菊说》（1803），吴升《九华新谱》（约1817），程岱葊《西吴菊略》（约1845）和何鼎《菊志》（1875）等。兰花专谱数仅次于菊谱。宋代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33）是第一部兰花专谱。此后，有王贵学《兰谱》（1247），等。其他花卉的专谱较少。如梅花专谱，以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简称《梅谱》，约1186）为第一部。山茶有明代赵璧的《茶花谱》，还有张志淳的《永昌二芳记》记云南的山茶36种及杜鹃花20种，均已失传。清代朴静子《茶花谱》记漳州等地的品种43个，既有种植法，也辑录有诗词。清代杨钟宝《瓨荷谱》记荷花品种33个，艺法6条。还有一类专谈瓶花的，如明代袁宏道的《瓶史》（约1602）。

除上述外，不能忽视的是有些书不是作为农书写的，花卉只是全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又是比较完整的部分。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古代花卉资料多分散在文人著述中，如晋代吴均（一说葛洪）《西京杂记》（5世纪）、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863）等所记颇多。有些古籍则比花卉专谱内容还多，大型类书中也有很多花卉方面的资料。如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约1840～1846），收植物1714种，分12类，其中芳草、群芳、木等类都有花卉内容。该书中记叙名称、形态、品种、产地、生长习性和用途等，并附有较精确的插图；著录都经作者亲自观察、考订，修正了过去本草中的错误，极有实用价值。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726）共一万卷，其中博物编的草木典中，分门别类，收集古代花卉材料甚多，有不少花卉著作全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