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历史的沿革、形成与发展常以哲学思想、文化习俗为基础，其兴衰变化又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古人由欣赏花卉自然美发展到对折枝花的观赏。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郑风》中就有用芍药做折枝花的记载。西汉刘向《说苑》有“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韩子曰：‘恶有一枝梅乃遗列国之君乎？’”说明当时江南已有早春赠梅的习俗。折赠梅枝途中必需水养，送到后也需水养，可见插花于瓶，由来已久。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插花的初级阶段。此时的插花与佛教密切相关，采用佛像前供花的形式。《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甖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北周庚信在《杏花诗》中云：“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玉琼。”此时的插花虽以供花为主，民间也已开始应用。

隋、唐时期插花在形式和题材上突破了佛教意识的局限性。通过插花活动提高了技艺，并有插花著作问世。《花九锡》（唐代罗虬）是中国较早的插花著述，书中从花材的剪取、用水、器皿到放置环境均有论述。此时，插花的形式也从盘花、瓶花等扩展到挂花、缸花等大型插花。花材选用也注重品格和寓意，常以牡丹、梅花、兰花、木芙蓉、杜鹃花等做主题花材，追求宫廷的隆盛豪华或民间的清新高雅格调。

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除南唐仍盛行宫廷插花外，文人雅士常用插花宣泄内心不平，突破传统的庄重风格，形成不拘一格、追求自然的自由式插法。南唐后主李煜倡导插花。《清异录》（宋代陶谷）中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栏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文人也以清新脱俗的自由式插法为时尚。此时插花器具也有创新，郭江洲在铜盘上设置多数铜管称为“占景盘”，是插花的专用器具。

宋代是中国插花的昌盛时期，插花活动盛况空前。《墨庄漫录》（张邦基）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插花活动除宫廷之外，民间亦然。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市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的记述。宋时崇尚礼学，构思也强调理性和意境。构图讲求“清”、“疏”，并注重线条美。花材除保持自然美外，还辅以曲枝造型的人为加工。随着插花技艺的提高，还有《分门琐碎录》、《山家清事·插花法》等有关书籍问世。

元代宫廷中仍承袭隆盛的插花形式，而民间则处于低潮。

明代插花得以再次发展，在技艺上更加完美，理论上臻于成熟。插花专著先后问世，其中以张谦德著《瓶花谱》（公元1595）和袁宏道著《瓶史》（公元1599）影响最为深远。《瓶史》中以瓶花的“宜”、“忌”、“法”及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祟、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戒等十二条为纲，对插花作了全面论述。又提出插花的艺术性“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为中国插花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瓶史》约在1696年传至日本，对日本花道的形成及发展有很大影响。

清代，在花鸟画及盆景风格的影响下，写实性的盆景式插花开始流行。花材选用注重名贵品种和具象征意义及带谐音的植物。《浮生六记》（沈复）对花材的剪切、加工和固定均有精湛的论述。清末，外国文化输入，新文化兴起的同时，上海等沿海城市插花活动再度复苏，不仅西方的插花技法和风格传入国内，外国的花材在中国也有所应用。

1991年成立了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并在全国举办了插花展览和比赛。一些城市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中国插花在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风格的基础上，朝着富有时代感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