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在耕4制度上经历了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轮作复种制和多熟制等几个发展阶段。

中国在原始农业时期，采行撂荒耕作制。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个时期。时期，主要使用石刀、石斧和尖头木棒之类的原始工具，实行以砍倒烧光为特点的。一般是砍种一年后撂荒，实行年年易地的粗放经营。这一时期的土地利用率极低，人工养地的能力很差，在地力消耗殆尽之后，只好把土地废弃，利用自然植被自发地恢复地力。因此，此期采行的撂荒制其撂荒期很长。采行刀耕农业的人们，多营迁徙不定的生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此期相当于生荒耕作时期。在时期，人们发明了锄、铲、耜之类松翻土壤的工具，已由山林或榛莽的砍烧逐渐转向土地的加工。此期已改变了年年易地的办法，转而采用连种若干年撂荒若干年的办法。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有村落，营半定居生活，逐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此期是由生荒耕作向熟荒耕作过渡的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代华夏族，多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地带，早在约七八千年或六七千年前就已由刀耕农业过渡到锄耕农业。如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西安半坡遗址，就都有石锄或石铲之类的工具出土，并有较大规模的定居遗址。在犁耕农业时期，已经发明并使用了石犁、耘田器等耕具，加强了土地加工的能力。此期，在土地利用上已经采取连种几年和撂荒几年的办法，在养地上采用半靠自然力和半靠人工的措施。这一时期的人们已营定居生活，并进入父系氏族时期。此期已相当熟荒耕作时期。

轮荒耕作制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有计划定期轮换的耕作制。它虽然仍属于撂荒耕作制的范畴，但是，它已经是撂荒耕作制的高级阶段。中国在商和西周时期，曾实行以为代表的轮荒耕作制。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推行“田莱制”或“易田制”。田莱制就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有计划地定期轮换的耕作制。它较菑、新、畬进步，已能按照土质的优劣确定撂荒的年限，并且撂荒的年限已经缩短。易田制按照《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是已耕地和撂荒地之间定期轮换的轮荒耕作制。但是，在这种授田制度中，在都鄙居地近旁已经有了“不易”之地，即连年耕种而不撂荒的地。它是由轮荒制向连种过渡的一种耕作制。轮荒耕作制与撂荒耕作制比较，土地利用率有一定提高，养地措施有一定改进。

1 中国农业历史展览（中国农业博物馆）

2 整理出版的中国农业古籍

3 中国农业历史研究著作

4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5 中外学者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交流学术

6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7 外国学者参观中国农业博物馆

8 《农史研究》

9 《中国农史》

10 《农业考古》

11 《古今农业》

12 《中国农学史》

13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14 《中国农学书录》

15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

16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17 综合类古农书

18 宋刻影印本《齐民要术》

19 宋代耕织图

20 宋代蚕织图·二眠、三眠、暖蚕

21 宋代蚕织图·挽花、做纬

22 宋代蚕织图·下机、入箱

23 康熙耕织图·耕

24 康熙耕织图·收刈

25 康熙耕织图·浴蚕

26 康熙耕织图·攀花

27 元刻影印本《农桑辑要》

28 广雅书局朱印本王祯《农书》

29 明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轮作复种制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发生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应用和牛耕动力的推行，耕作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秦国和六国都发生了由轮荒制向连种制的转变。这一时期，有部分地区还在土地连种制的基础上创始了轮作复种制。《管子·治国》中所说的“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中所说的：“一岁而再获”；《吕氏春秋·任地》中所说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等，都可据之解释推测为轮作复种制的创始。秦汉时期的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发展，《周礼》郑注中所说的“芟刈其禾，于下种麦”；“芟荑其麦，以其下种禾豆”等说明，东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麦豆谷之间轮作复种的两年三熟制已经占有一定的比重。

有人认为东汉时期汉水流域的南阳地区已创始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两熟制，根据是张衡《南都赋》中有“冬稌夏穱，随时代熟”的说法。因为《广韵》说“稌”是糯稻“穱”是稻下种麦，所以认为这是稻麦两熟。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南阳地区不可能稻麦两熟，因为稻后种麦时间已晚。但是，也不否认在水稻育苗移栽和小麦在割稻前套种的情况下，也可能作到稻麦两熟。此外，在对“穱”的解释上也有分歧，有人认为“穱”是麦；有人认为是“雀麦”或“燕麦”。这一时期，华南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双季稻的栽培。杨孚《异物志》说：“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除了轮作复种之外，此期还创始了间作套种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制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晋左思《吴都赋》有“国税再熟之稻”，说明双季稻的栽培已从华南地区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肥轮作也首见《广志》。南朝宋盛弘人的《荆州记》中还载有淮阳郡及其附近用温泉水灌溉实现水稻“一年三熟”的事例。的对各种作物茬口作了比较研究，得出豆类作物是谷类作物良好前作的结论，从而为中国的合理轮作确立了豆谷轮作的格局；总结了合理轮作的经验，认为“谷田必须发易”，“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合理轮作在消灭杂草、减轻害虫危害、提高产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总结了绿肥轮作的经验，认为“其美与熟粪蚕矢同”，“与粪良美无殊”，并且有“又省功力”的优点，称绿肥轮作为“美田之法”。还总结了间作套作的经验，认为，在桑间种植小豆绿豆，有“二豆良美，润泽益桑”的功效。反之，认为在大豆地中“夹种麻子”有“扇地两损，而收并薄”的弊端。从而为在间作套作中选择合理的组合，尽量利用植物种间的互利因素，避免其互相抑制的因素，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

多熟制阶段

隋唐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南方的轮作复种、多熟种植有新的发展。唐代郑熊的《番禺杂记》中所说的“早稻”和“晚稻”表明，华南地区的双季稻栽培，已有长足发展，唐樊绰《蛮书》中有关云南滇池一带麦稻两熟的记述表明，这一时期华南地区稻麦两熟也有新发展，白居易描写苏州地区农村情况的诗：“去年到郡日，麦穗黄离离；今年到郡日，稻花白霏霏”；元稹描写湖南岳州地区农村情况的诗：“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都说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麦稻两熟的新发展。北宋初年，封建官府在调整作物和品种布局上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对南方多熟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项措施是：①劝谕江南百姓益种诸谷；②推广“占城稻”。从而促进了南方麦稻两熟和双季稻的发展。南宋时期总结了南方地区麦稻、豆稻、菜稻两熟的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南方两熟制的发展。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刈麦行》中描写了苏州地区麦稻两熟的情况：“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早雨来麦粘泥；犁田待雨播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江山道中麦熟》中描述了浙江江山一带麦稻两熟的情况：“黄云剖露几肩归，紫玉炊香一饭肥。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关于广东钦州地区“月禾”的描述，说明这一时期华南的部分地方还发展了水稻的三熟制。总结的麦稻两熟田开沟作垄，整地排水的经验，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麦稻两熟的发展。宋元时期，中国间作套作的理论与技术续有发展。陈旉《农书》不仅从桑苎间作“桑根植深，苎根植浅”的角度论证了深根对浅根这一合理间作组合的科学性，而且总结了“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的经验。中深入地探讨了桑间种植的问题，并提出了高棵对矮棵这一合理间作的组合原则。明代，南方的多熟制又有较大的发展。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南方平原，田多两栽两获者”，说明当时南方平原双季稻的栽培已占相当比重。这一时期的双季稻除了连作稻之外，还有间作稻，明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中所说的就是双季间作稻。此期麦稻、豆稻、菜稻轮作复种的一年两熟制有新的发展。明沈氏《农书》总结了浙江湖州地区收稻后“垦麦棱”复种小麦、油菜的经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结了稻豆轮作复种，免耕播种的经验。此期东南沿海棉区还创始了稻棉轮作和麦棉套作的方法。广东、福建、浙江的温黄平原的部分地方还发展了三熟制。其中既有水稻的三熟，又有二稻一麦的三熟，还有麦稻菽的三熟。清代，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多熟制都有长足的发展。从南方来看，双季稻的栽培更为普遍，并且在较大范围内发展了稻麦、稻豆、稻菜、稻杂的两熟、三熟制进一步扩展。从北方来看，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较广泛地推行了以冬麦为中心，以麦豆秋杂为主要轮作复种方式的两年三熟制，在部分地方发展了麦稻两熟。明清时期，间作套作有较大发展。其中有稻豆间作套作、麦豆间作套作、麦棉间作套作、粮肥间作套作等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