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兽医理论指导下研究方剂配伍规律及其临床应用发展的历史。

中兽医方剂，萌芽于原始的药治法。相传商汤时伊尹就创制成了汤剂。随着原始药治的发展和畜牧生产的需要，西周时就出现了专职兽医。据《周礼》记载，那时兽医针对家畜疾病和肿疡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药治，包括灌服汤剂，说明早在夏商周三代时，兽医就能用药剂为家畜治病疗疡。现存最早的兽医方剂文献见于汉代的《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从这些残存的汉简记载来看，当时兽医方剂已有内服的汤剂、散剂和丸剂，还有外涂用的膏剂，且已能进行药物的增减化裁。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共载有治疗马、驴疾病的方剂16个，剂型增加了浸剂和丹剂，给药途径有口灌、鼻灌、补饲、吹眼、外敷、咽中和阴道给药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共载有治疗马、牛、羊、猪等家畜方剂40余个，剂型又增加了酊剂、烟熏剂、煎剂、添加剂、水洗剂、消毒剂和动物脏器等，有的并针对某一种疾病提出几个方剂供选择。

隋代，中国就出现了兽医方剂专著《疗马方》，惜原书已佚，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兽医方剂专著是唐李石撰《安骥集药方》和宋代王愈撰《蕃牧纂验方》。《蕃牧纂验方》现存本分上、下两卷，载治疗马病的方剂57个，方中以内服药为主，且多为灌服的汤剂。药味少则二三，多则达十几味，方剂配伍规律严谨。讲究君臣佐使搭配，引经药如酒、蜜、姜、醋、童便等多有应用。《安骥集药方》收载方剂145个，并按功效和主治分为25类，其内容较上书更丰富。

元卞宝著《痊骥通玄论》，其中有注解汤头方剂113个。这些方剂，吸收了当时中医方剂学中的理法，组方严谨，简单实用。明万历年间刊印的内有“经验良方”，分13类，载方剂170余个；“使用歌方”将常用方剂编成汤头歌诀，俗称“三十六汤头”，为后世兽医广为传诵。该书还首次载有关于方剂配伍规律的篇章，如五经治疗药性须知、蓄养本草喂饮须知、引经泻火疗病须知、君臣佐使用药须知、陈反畏忌禁药须知等，它使中兽医方剂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元亨疗牛集》（又名《水黄牛经合并大全》）内有“专治四时牛瘴加减十三方并杂方”，全书共收录治疗牛病方剂112个，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牛方剂专篇。清代中后期，地方性的医牛专著大量涌现，疗牛方剂也日渐丰富。例如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的《牛医金鉴》载方119个；傅述凤于嘉庆五年（1800）著成的载方98个；约成书于同治、光绪年间的《抱犊集》“兽医方篇”载方102个，“牛病症候篇”载方63个；成书于清末的《大武经》“牛病医方篇”载方113个，“医方补遗篇”载方49个，通用药方18个。这些医牛方剂，多数按五经脏腑证治的原则组方。

治驼病的方剂在隋代已有记载，随着养驼业的发展，宋代已有《橐驼经》、《疗驼经》、《橐驼医药方》等专著。但现存的只有明代的《马书》、《元亨疗马集》，清代的《牛马驼经》中的《医驼病方》。

清代，还出现了医猪专著，载方63个。另有医犬、猫、鸡、鹌鹑、鸽、鱼等药方在《活兽慈舟》、《串雅外篇》等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