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长期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并逐步从游牧转向定居农牧业，对西南腹地山区的开发和畜牧业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彝族是古代氐羌人的后裔，汉晋时，西南地区氐羌人中昆明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被称为“大种”，叟族次之，被称为“小种”。昆明族是彝族先民的核心，叟族与彝族也有亲缘关系。当时滇西、滇中、滇东北、黔西都有昆明人的足迹。司马迁讲，在云南保山县以东至大理州一带的昆明人，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生活，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也有从事农耕的昆明人，如活动在今云南保山一带的昆明人哀牢部落，农业已较发达，西汉末年进入奴隶社会。更多的昆明人则是僰族滇王统治下的农业手工业奴隶。叟族人口最集中的邛都地区（今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州）“土地平原，有稻田”，其人过着“耕田，有聚邑”的定居生活，西汉时形成奴隶制。但西昌地区与雅安地区、甘孜州连接地带的叟族，仍“食肉衣皮，不知盐谷”。滇西叟族也有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西汉政府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屯垦，铁农具和先进农业技术在该地区逐渐传播，彝族先民的农业生产有明显进步，不少游牧的昆明人逐步转向定居农耕生活，并进入阶级社会，但直到唐初，仍有些昆明人保持着游牧习惯，如洱海地区的昆明人转入高山放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懂得对不同季节牧场的循环利用。同时也开始种植秔稻。

隋唐之际，部分昆明人和叟人融合成乌蛮，主要分布在包括今滇东北、黔西北和滇黔桂交界处的“东爨”地区，散居林谷，土多马牛，畜牧经济占主要地位，无布棉，男女皆衣牛马皮。形成7个大部落，部落酋长称鬼主。在洱海周围也有6个乌蛮部落，建立了奴隶主政权，被称为六诏，农牧业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乌蛮。如分布于今巍山南部及南涧部分地区的“蒙舍诏”（南诏）的祖先曾“耕于巍山之麓，……孳牧繁衍，部众日盛”，终于在唐朝帮助下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奴隶制的商诏国。旋又臣属吐蕃，形成割据云南的局面。这时，施蛮、顺蛮也从乌蛮中分化出来，自此，乌蛮一称遂指彝族先民的各个部分。

在南诏国时期（8～10世纪），彝族农牧业均有所发展，总的趋势是农业比重提高，畜牧业比重下降。在滇西和滇中，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民族农业经济相当繁荣，“邑落相望，牛羊被野”，铁犁牛耕比较普遍，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畜牧业也相当发达，还饲养柘蚕缫丝织布。在滇中，还由于大量白蛮西迁至洱海地区，部分乌蛮进入平坝，加速了其经济从畜牧为主向以种植业为主的转变。但滇东北和四川凉山附近的乌蛮部落仍以畜牧业为主。贵州水西地区乌蛮“地产牛羊”，但农业也有一定发展。

在大理国时期（10～14世纪），彝族地区大部分进入封建领主制。大理统治者征调不少白族人民到彝族地区戍守屯种，进一步促进彝族地区经济发展。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经过有彝族聚居的昆明和通海，见到那里农牧业发达，物产丰饶。12世纪中叶，在昆明以南向东至广西边境，有乌蛮部落建立的自杞国。这里坝区农业和山区畜牧业均有一定发展，每年在广西的横山寨和直州，与中原有着频繁的贸易。宋代，贵州南部的彝族先民建立罗甸圉，黔西北和川南的彝族先民集团则被称为“罗氏鬼主”。罗甸国地区唐代已经营农业，由于气候温暖，“稻粟再熟”，但居住分散，“战乃屯聚”。到了宋代，这里已出现较大的定居农业聚落了。罗氏鬼主统治下的川黔，有些地区在汉族生产技术影响下，“乃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这一带畜牧业也很发达。南宋政府购买西南马的直接对象主要是罗甸；前往邕州和泸州卖马的主要也是彝族人民。彝族人民在贸易中还带来许多土特产。宋代凉山及其周围彝族地区农业生产亦有所发展，靠近内地的有些地区，“多沃壤，宜耕稼……饮食种艺多与华同”。但凉山中心区仍处于“不喜耕稼、多畜牧”，“无城廓，散在山洞，不常其居”的状况。这一地区奴隶制在进一步发展，但靠近内地地区封建因素亦已产生。

元朝统一全国后，在云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军屯和民屯。军屯土地相当部分由“爨僰土军”经营，其中也包含了彝族人。民屯农户中也有不少彝民，他们原来多是逃避封建领主或奴隶主统治而在深山开荒自存的漏籍户，由政府拨给土地、农具、耕牛、种子进行屯垦。彝族农民在与内地调来的镇戍军户的接触中，提高了技术，发展了生产。赛典赤治镇期间，对少数民族屯田户实行减轻地租，随宜缴纳的政策，领导军民屯户与当地人民兴修水利，推广先进技术，不但促进了平坝地区农业发展，而且对山区彝族经济也产生深刻影响。

明代屯田规模更大，东北自四川叙永，中经贵州毕节、威宁，云南东川、曲靖、昆明、禄丰、南华、祥云，西至下关，以及姚安至景东，在这些交通干线所经的彝族地区普遍设置屯田卫所，数以十万计的汉族军户民户在彝族地区定居屯垦。在彝汉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形成了今日彝族居住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迄至清代，这种状况又有进一步发展。大抵在坝区，彝族融合于汉族的居多；在山区也有许多汉人融合于彝族之中。民族的融合和交往促进了彝族农业经济的发展。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滇中和滇西的平坝区。当地彝民多居平川种水田，并因此而得名为“海罗罗”或“坝罗罗”，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同区的汉民已相同。这些地区早在明代已确立了地主制经济。在滇东北地区和贵州水西地区，彝族经济虽有发展，但仍然比较落后，有些地方农业仍处于“刀耕火种，农隙则樵牧渔猎”的阶段。明代时，这些地区封建领主制尚较稳固，有的则处于奴隶制阶段。清代改土归流后，地主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在四川凉山外围的建昌、马湖地区，由于大批汉民的落籍屯田，许多彝族人民接受了汉族的技术和文化，如西昌地区的彝族被称为水田彝；另一些彝族则融化于汉族中。地主经济在这些地区逐步确立。在凉山腹心地区，明清时代农业生产也有发展，自清中叶起，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情况已经逐步改变，但也有部分彝民过着落后的游牧生活，这些地区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

明清时代的彝族继续在山区开发中发挥积极作用。彝族人民是擅长于开辟梯田和兴修山区水利的。如彝族的一支“大头倮㑩”，在新平、嶍峨两县境内极为险峻的鲁魁山上，引泉开地，“绕山皆腴田，夷人久居成巢”。又如《太平地后山碑记》记载了清初从昆明迁到禄劝的彝民劈山开沟垦殖山田的事迹。一些地区的彝民善于根据山地形势、地层构造、土壤和岩石颜色等，准确判断水源所在地，或根据蚊虫活动情况，找到打井的最好位置。在农业生产的其他方面，彝族人民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如用干土草皮改良低洼湿地，用石灰改良酸性土，用黑砂石作肥料等。彝族人民古代曾创造过一年的10个月，一个月为36天的太阳历，这种历法近世在大小凉山地区仍有遗留。

明清时代的彝族继续保持重牧的传统，并培养出不少优良的牲畜品种。元明以来，西南名马的产区由滇西向滇东北和贵州水西地区转移。彝族人民运用加强对孕期母马的饲养管理和利用幼马恋母心理加以训练等方法，培养出善于登高履险的乌蒙马和水西马。彝族人民培养的蛾边花牛、盘江牛、乌金猪、建昌鸭等，也是颇负盛名的。彝族人民有丰富养羊经验，根据羊喜冷不喜热的特性，牧羊时夏天上高山，冬天下河谷；清晨上山，中午赶到阴凉处，晚上不关羊圈等。又常以辣椒、木姜子、桔梗等喂饲母羊，促使交配期提前，又对产羔后的母羊和羊羔喂饲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