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除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农业发展的历史。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早在先秦时代就居住着主要分属氐羌系统和百越系统的原始人群。以后，汉、苗蛮、藏、蒙古、回等族相继进入该区，经过长期的融合与分化，形成现在彝、白、哈尼、傈僳、纳西、羌、佤、拉祜、景颇、阿昌、怒、德宏、藏、普米、独龙、基诺、傣、壮、布依、侗、水、仡佬、苗、瑶、回等族与汉族杂居的状况。西藏地域有相对的特点，这里的原始居民与羌人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以后逐渐发展为今日的藏族。这些民族与汉族一起开发了祖国的大西南，开创和发展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西南部就有人类生活和繁衍。在云南元谋、贵州铜梓、四川资阳等地，出土了分别属于猿人、古人和新人的古人类化石。新石器遗址遍及西南各地，这时的原始居民已开始从事农业。至迟距今4000年前，一些地方已出现定居农业村落。如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了密集的平地起建了木胎泥墙的住房、众多的窖穴和墓葬，农具有长条形石斧、新月形孤刃穿孔石刀等，许多窖穴有大量白色粮食粉末和稻谷稻秆印痕，并有狗、猪、牛、羊的遗骨。距今3150年的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已处于铜石并用时期，农业有更大发展，出土了大块的麦、稻、稗的炭化物。这是中国最早的麦作遗存之一。在西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有多处发现。

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西南地区原始居民与中原地区原始居民有相同的种族来源。在夏商周三代，中国西南部主要活动着氐羌、百越和百濮三大族群。氐羌人的一些部落很早就居住在西南地区，公元前7世纪甘青的羌人因受秦的威胁又大批移居这里。他们分布在今四川西北部和西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西部西北部，贵州的西部，以后分别发展为近代藏缅语族各族的核心。百越人部落主要散居在今贵州和云南的东部及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边境地区，以后分别发展为近代侗傣语族各族的核心。百濮人部落多与百越人交错杂居，其中不少实际上是百越人一部分，同时也包含今日孟—高棉语族各族的祖先在内。

在西南各族中，四川省的蜀族和巴族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农业生产渐居全国前列。

蜀族系氐羌人的一个分支，原来主要活动在岷江上游一带山区，以后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大约相当于中原商代时，蜀人进入了青铜时代。在杜宇族统治时期（相当于中原西周至春秋中期），蜀国势力范围北抵汉中，南达云南，东以涪江为界与巴为邻。相传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以汶山为畜牧，以南中为园苑”，标志着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为了加速对成都平原的开发，杜宇后期（约公元前6世纪）开始较大规模治理岷江水患，利用玉垒山岩的天然缝隙加以扩大，把岷江水分引到人工河流——沱江中去。它奠定了数百年后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基础。春秋末年以降，蜀地已以富饶闻名。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粮产丰盛，“其山林泽鱼园圃瓜果靡不有焉”。蜀族早在原始时代即已养蚕栽桑，是中国最早育蚕的民族之一。战国时，锦已是蜀地一项重要生产。蜀地还产苎麻，当地织的细麻布，可卷起放进竹筒中，一端可值数金，被称为“黄润”。柑橘等水果生产也相当发达。

巴族与中原华夏族关系较密切，初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一带，后迁至今川东鄂西。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争，约春秋初年建立了奴隶制的巴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盛产“蚕桑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巴人种稻，产好米；山区亦种黍稷，善酿酒。又是中国已知最早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的民族。早在西周初年以前，已把茶树植于园圃和用茶叶作为对西周的贡品了。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并巴，把大批秦民迁入巴蜀，巴蜀族的主体遂逐步与华夏族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巴蜀文化直到西汉初年仍保持自己的特色，在这以后，才被统一的汉文化所代替。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汇加速了巴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使之成为“天府之国”。秦国的统一战争，西汉对关东饥民的赈济，往往要借助巴蜀的粮食。

秦汉时期，云南、贵州、四川等民族地区正式归入统一帝国的版图。除已融合于汉族的巴蜀外，被统称为西南夷，魏晋南北朝时则称南中。西汉初年，该地区游牧民族已从农业民族中分化出来，有些民族已迈进文明时代，从而形成“土著”与“迁徙”，奴隶制国家与原始部落错杂并存的局面。

在氐羌系统的西南夷中，僰族经济文化水平最高，被汉人称为“夷中最仁者”。春秋战国时，今四川宜宾一带是僰族聚居中心之一，秦时有所谓僰侯国。僰人以营农为主，秦汉之际靠近僰侯国的云南昭通地区的僰族已利用“千顷池”灌溉种稻。当地又盛产“荔枝、姜、蒟”。有的僰人经营植树万株年收150斛的荔枝园。在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上已出现阶级分化。云南滇池附近亦以僰族为主体，并在战国时代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故亦称滇僰。滇人农业经济很发达，他们在滇池周围的平坝地区开垦了“肥饶数千里”的耕地。在云南晋宁名寨山等地发现的从战国到汉代的滇人墓葬，反映了当地僰族具有高度的青铜文化。青铜锄、镰、斧等农具已被广泛使用。农作物以稻谷为主，粮食已有剩余，奴隶主家有高大的仓房。滇池附近产良马，汉晋时代滇马以温驯善走著称于世。东汉曾在该地设“万岁苑”。在滇墓出土青铜器中常见牛、马、猪、犬、山羊和绵羊的图像，尤以牛为多。马较矮小，具有现代西南马特征。牛是长角高峰的犎牛。牛供肉食祭祀，用以交换，是财富的象征，但还没有用于耕地。汉武帝征服滇国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可见滇国畜牧业的发达。

除僰族外，西南地区氐羌人分布最广的是昆明族，他们和叟族交错杂居，分别被称为“大种”和“小种”。它们当中各部分经济类型与发展水平很不一致。如云南保山县至大理州一带的昆明人“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但也有的昆明人定居营农。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凉山州）的叟族则以营农为主，或农牧兼营，已有阶级分化，但也有些叟族过着原始游牧生活。公元前7世纪南迁的羌人中有所谓牦牛种，战国秦汉时居住在今四川西昌和雅安地区，其中包括叫“筰”的部落。他们也是游牧民族，善养牦牛、筰马。秦汉时巴蜀商人往往把该地筰马牦牛转贩至中原而致富。东汉政府曾在筰人故地越巂郡（四川西昌地区）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个马苑。汉代越巂郡又有牦牛道，由牦牛县至成都，牦牛羌所产牦牛及其产品经由此道运往中原，今四川西北山区的冉夷，民族成分复杂，主体亦属氐羌系统，他们以麦为主要作物，而擅长于畜牧。

西南夷中属于百越系统的有夜郎、句町、漏卧、滇越等。百越人当时被称为僚和濮。位于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北部的夜郎国（汉代在这里设置牂柯郡）大部分部落已“耕田，有聚邑”，但仍以“畬山为田”为主，在农业发展基础上，汉晋时代已懂得酿造蒸馏酒。商人亦已出现，多在蜀郡和南越之间转运贩卖农副产品。也有一部分部落直到东汉仍然“寡畜生（牲），又无蚕桑”，粮食部分地靠桄榔面的粉末来补充。东晋时，牂柯群由比较落后的一部分僚族北迁入蜀，“布满山谷”，造成僚族分布面的扩大，也加速了该地山区的开发。在今云南德宏一带的滇越，是驯象民族，近代傣族先民之一。从夜郎以西到滇越的广大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植棉区之一。当地人民用棉絮织成的棉布称“帛叠”，用苎麻织成的布则称“兰干细布”。

早在秦代，蜀卓氏和程郑等就在四川临邛（今邛崃）发展冶铁业，向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出售铁器。汉政府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垦殖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工具和技术。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工具，在西汉中期后已有相当数量的铁器，贵州清滇、平坝等地汉墓也出土铁制犁、锄、斧、刀等。但西汉时西南夷尚不知采铁。及至东汉，西南夷中很多地方已开采铁矿。水利灌溉也有发展。东汉初年益州太守文齐先在朱提（今云南昭通）开凿“龙池”灌溉稻田，继而又在滇池地区开造稻田2000余顷。在云南的呈贡和贵州义兴等地出土了东汉的陂池水田模型，反映了灌溉农业与水面养殖、林业全面发展的景象。牛耕亦已开始，除贵州已出土汉代铁犁外，云南昭通东汉墓画像砖中已有耕牛图像。表明西南夷的一些地方种植旱谷的锄耕农业已向经营水田的犁耕农业转变。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僰族居住的滇中最为明显，史称其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农业生产的发展导致滇国僰族奴隶主贵族的衰落，“大姓”势力代之而兴。大姓中有的是夷化了的汉族地主，他们在移民垦殖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拥有大批夷汉部曲。三国时蜀国诸葛亮平定南中，抑制了南中大姓的分裂倾向，南中成为供应蜀国赋粮、战马、耕牛等军国物资的重要基地。但也进一步扶植了大姓势力的发展。西晋在南中设置宁州。到南北朝时期，宁州名义上属中原政权管辖，实际上被当地大姓爨氏所割据。当时大姓直接控制的平坝区，已出现封建制因素，而广大山区和边远地区，仍为“夷帅”所统治，停留在奴隶社会，有些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之中。

隋至宋时期魏晋南北朝是西南各族迁移频繁的时期。在这过程中今云南黔西境内的僰族，逐渐融合当地汉族移民和部分昆明族、叟族，形成白蛮，即后世的白族。另一部分昆明族和叟族则融合成乌蛮，即后来的彝族。白蛮多居平坝，乌蛮散居林谷。唐初，乌蛮部落蒙舍诏在唐政府支持下征服各部，建立奴隶制的南诏国（738～902）。南诏覆亡后，白蛮段氏代之而兴，建立封建领主制的大理国（937～1254）。它们都是以白蛮、乌蛮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辖今云南、黔西、川西南等地，其统治中心为滇西洱海地区。南诏大理的农业经济相当发达。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大型水利工程。如南诏时在大理点苍山修筑“高河”水库，导引山泉灌田数万顷。又自磨用江开“横渠道”之大理城，引水灌溉东郊与城南农田。大理时期，祥云段家坝和神庄江、亦水江、青湖等水利工程相继兴建。当时曲靖以西，水田已经相当普遍。不但平坝，高原山区也可引泉灌溉，从而做到“水旱无损”。唐人称当地“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种可以灌溉的山田，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梯田。冶铁炼钢技术已颇高，当地生产的浪剑、大理刀驰誉远迩。铁农具进一步推广，农耕普遍使用牛犁，每张犁用两牛三人。农作物有稻、麦、粟、豆、麻、薤、蒜、桃、李等，还栽桑养蚕。唐代文献说当地民族习惯在收获稻谷后复种大麦，这是中国稻麦复种一年两熟制的最早记载。畜牧业也相当发达，普遍饲养马、牛、羊、猪、犬、鸡等“六畜”和骡、驴、鹅、鸭等畜禽，出现“牛羊被野”的景象。南诏大理产良马，最有名的是滇西的“越赕骏”，并积累了以米清粥汁补饲幼马的成功经验。野放和舍饲两种养马方式并存。宋代大理马驰誉于世，宋政府曾在广西南宁等地设马市，收购主要来自大理的马匹，以满足国防、交通等诸方面的需要。由于定居农业的扩展，汉代仍十分普遍的游牧方式已显著减少，部分游牧部落退缩到高山地区。此外，栽桑养蚕也成为重要家庭副业。

当时各地区各民族农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最先进的是主要为白蛮聚居的洱海地区，不晚于宋代，当地农业生产水平已和四川东部资中、荣县等地相当。主要散居林谷的乌蛮，虽然也有农耕，但保持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多马、牛。滇西乌蛮农业经济水平较高，但也有部分昆明人仍在高山游牧。宋代，进入贵州的部分乌蛮建立了罗殿国和罗氏鬼国，仍然保持善畜牧的传统，但已出现定居农业聚落。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的“和蛮”，即后来的哈尼族，分布于今云南红河州、文山州及楚雄州南至思茅地区，乌蛮语称山为“和”，和蛮郎以居山而得名，他们有善治山田的传统。乌蛮中又分化出施蛮、顺蛮，即后来的傈僳族，散布于滇西北，以畜牧为主，部分从事农耕，仍经常迁移。氐羌人的另一支磨些蛮，即后来的纳西族，汉晋以来即居住在四川盐源，云南宁蒗、丽江一带，唐代农牧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时人称其“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而同出于氐羌系统的寻传蛮（即后来的阿昌族，居澜沧江上游以东至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带）和倮形蛮（即后来的景颇族，居今缅甸克钦邦江心坡地区及以西）则基本上仍处于原始采猎经济阶段。

西南地区百越系统居民在唐宋时仍被概称为僚，但已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汉晋时代僚人的一个分支鸠僚，隋唐时被称为“金齿”、“银齿”（居今云南保山、德宏、临沧、思茅等地区）、“茫蛮”（居今西双版纳至境外）、“白衣”、“棠魔蛮”（居文山州及红河州南）等，即后世之傣族，至迟8世纪前后，傣族已有比较发达的灌溉稻作农业。并驯象用于农耕。畜牧业也相当发达，尤以饲养水牛为多，牛、马是重要商品之一。傣族人还利用当地娑罗树（即木本棉花，或谓系攀枝花）果实中的絮织布，称“娑罗笼段”，“男女通服之”。僮族先民的乌武僚、西原蛮是僚人中农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主要分布在广西，但云南文山州南部也有部分西原蛮。黔东南、黔南一带的僚族，唐时分属东谢、西谢、西赵地方首领所辖。营农种五谷，但仍处于“为畬田，岁一易之”的刀耕火种阶段；宋时，该地号“西南七蕃”，史称“土宜五谷，多种粳稻”，水田稻作农业有较大发展。这里的僚族，包括了正在逐步分化出来的仡佬族、布依族、水族、侗族的先民。而西晋时进入四川的僚人，除少数后进部分外，绝大部分在唐宋时代已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融合到当地汉族中去了。

南北朝以后，从滇西永昌郡的闽濮中又分化出扑子蛮和望蛮，前者是布朗族和德昂族先民，后者是佤族先民。他们当中有些部落已有较发达的农牧业，但仍部分从事狩猎；另一些部落则处于原始时代。分布在西双版纳的扑子蛮，则有种茶的传统。

苗蛮系统民族与西南地区发生关系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相传战国时楚将庄曾率众进入云南。汉代，苗蛮系统中的盘瓠种主要分布于川黔湘鄂连接地带，被称为武陵蛮。其中包含了国灭后西迁的部分巴人，这就是后世的苗族和瑶族。唐代前期，苗瑶的部分人口自今湘西黔东一带向贵州腹地深入，经黔西南而进入云南东南部。他们一般分散在各地山区，在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狩猎。已普遍使用锄、犁耙、镰刀、柴刀等铁农具，他们在外部受当地大民族统治阶级的支配，而内部则保持着农村公社的组织。

在西藏地区，藏族先民的核心部分居住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隆河谷，他们很早就驯养牦牛，从事农耕，逐步形成了奴隶制国家。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地区，建立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吐蕃在与唐王朝的争夺中进入了今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引起这里民族成分的重大变化。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藏民，一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经营畜牧业，“垦山地种青稞、麦黍，畜牛羊取酥”。

1254年，蒙古军队攻灭大理，元政府逐步在此设置行省郡县，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遂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元政府仍然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形成土司制度。从明朝起，世袭土官逐渐为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而定期轮换的流官所取代。清朝继续完成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与此同时，元明清政府又在该区开展比汉唐时代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军民屯田和移民垦殖活动。元朝在各路府郡县设置据点的“蛮夷腹心之地”（主要是白族、彝族杂居区）兴屯。军屯由调进的蒙古、回、汉军及本地签拨的“爨僰土军”（白族）担任；蒙古、回族人民大批进入西南自此始。民屯户则来自白族和其他族人民。明代有军屯、民屯和商屯，而以军屯为主。屯军多为汉人，亦有回民，都带家室。军屯的规模远远超过元明，其分布遍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该区近代汉族人口的集中分布状况一致。由于大量汉族移民，从明代起，汉族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清代屯田的重点在靠内地区是补充明代的空白，同时大力开发边疆，如贵州苗族聚居的“新疆六厅”，云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川西藏族地区等。元明清三代的屯田开创了近代西南地区夷汉杂居水乳交融的新局面，并使当地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深度和广度。该时期云贵川等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田水利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提高

水利的发展往往与屯田同步。元代回族政治家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时领导军民屯户和当地白族、彝族人民共同治理滇池，在上游盘龙江筑松花坝控制其流量，在下游凿开滇池西南海口，疏浚螳螂川，使河水得以宣泄，并在海口修建石坝，又开挖和疏通金汁等六河及其岔分河道，使昆明东郊的旱患和西郊的水患同时获得解决，并因滇池水泄而得良田万顷。赛典赤还建立和健全了水利管理制度。明代西南水利亦多所兴作，汉族屯民和当地白族居民还在云南（今祥云）县共同创建了“地龙”灌溉网。清朝初年云贵总督满族政治家鄂尔泰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不但修复了滇池水利，而且在靠内各府州县修复和新建一大批水利工程。至清代，云贵等地巧用水源修建各种设施灌溉田地已十分普遍。屯田还大大加速了先进工具与技术的推广。明以前，在西南各少数民族中，除白族、布依族等外，牛耕尚不普及。由于明代进入西南的军民商屯户耕作普遍用牛，影响所及，“即夷人亦渐习牛耕”，且白族原来习用的两牛三人耕作法，亦逐步为一牛一人的耕作法所代替。龙骨车、筒车、水磨等工具也逐步在各族中推广。赛典赤在云南屯田同时教民播种，并推广中原先进的养蚕技术，使农业生产大为提高，对山区的彝族人民也发生了巨大吸引力。内地的农作物优良品种也在西南地区获得推广。到了清代，云贵等省区中更多的平坝区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内地汉族的水平。

耕地的垦辟和山区的开发

随着屯田和移民垦殖，西南地区耕地增加很快。以云南卫所屯田为例，洪武十五年回族将领沐英镇滇时始倡屯田，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军队屯田已有43.51万亩，到正德五年（1510）又增加3倍，达127.66万亩。贵州的“新疆六厅”，移民屯垦由平坝城镇扩展到农村和山区半山区，土地大量垦辟使得“境内米价最贱”。清乾隆年间，云南靠内各民族地区“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山头地角”、“水滨河尾”遂成为垦耕对象。边境面貌也有很大改变。云南文山州一带，清初尚颇荒凉，康熙以后，不但平坝开垦略尽，“山间略为平广之地，可以引山水灌田者，则垦之为田，随山屈曲，垄峻如梯，田水如瓦”。参加山区开发的，有汉族和苗瑶等族移民，而当地少数民族往往充当主力。如“云安陂”，“诸蛮多聚族而居，山丰耕凿马”。彝族哈尼族等均擅长于垦辟梯田和发展山区水利。居住在哀牢山南脉的红河州的哈尼族，往往将连绵起伏的群山整座地垦辟为“层层相间，远望如画”的梯田。在山区的开发中，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作物获得推广，对发展山区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关于玉米（当地民族习称苞谷）栽培的记载，最早见于云南、贵州，又以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州分布最多。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最初是由云南少数民族从缅甸引进的。西南少数民族在开发山区过程中还发展了多种经济作物。如明清时代山区少数民族植茶有较大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双版纳地区的普洱茶。贵州的布依族，还首先将野生刺梨作人工栽培。在经济昆虫的利用方面亦有创造，除普遍养蜂外，还畜养白蜡虫。白蜡虫的利用是川滇交界处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并逐渐推广到内地。

畜牧业的蕃盛

西南民族重视畜牧的传统延续到明清时代，他们以畜群多少作为财富的标志，“马牛羊不计其数，以群为名，或数百或千为群”。虽然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昔日的游牧族几乎都转为定居和营农为主，牧区逐步向深山转移，但许多少数民族仍然把春夏放牧于悬崖绝谷的畜群牧养在秋冬收获后的水田上，形成农牧结合的特殊方式。而利用草山草坡放牧的畜牧业，一直延续至今。养马很普遍，清代西南马中最有名的是云南昭通地区的乌蒙马和贵州水西地区的水西马，善于登山履险，主要培育者是彝族人民。西南各族善养牛，并创造了各种类型的优良品种，如产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的三江牛、产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峨边花牛、产于苗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滇黔桂交界南北盘江流域广大山区的盘江牛、产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的乳用的邓川牛等。云南养羊很盛，太和城（今大理市）因有羊苴（幼也）咩（幼羊呼母声）城之称。除山羊和藏系绵羊外，随着元代回民的进入，又带来了西域大尾羊。西南少数民族养猪也有悠久传统，滇黔川接壤的乌蒙山和大小凉山地区的乌金猪的培育者系彝族人民。其中的建昌猪，其形成甚至可追溯到汉代。其历史同样可追溯到汉代的黔西猪，也是当地少数民族育成的。

由于历史原因，到了19世纪中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更显突出了。按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腹地和黔西，滇东北地区。这里除汉族外，还有彝、白、纳西等族，农业经济最发达，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②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疆地带，以及四川大小凉山等土司制保持比较完整地区。这里居住着傣、景颇、阿昌、崩龙、傈僳、佤、拉祜、布朗、哈尼、怒、独龙、基诺族以及部分彝族，其农业经济类型和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但比第一类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低，分别以农奴制和奴隶制为主。其中部分景颇、傈僳、佤、怒、独龙、基诺等族，以经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仍滞留于原始社会中。③介于腹地和边远地区之间的纳西、哈尼和部分彝、傣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相互交错、同时并存。

在西藏地区，自9世纪吐蕃王朝衰亡以来，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状态，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藏区广泛传播，藏族社会由奴隶制逐渐过渡到封建领主制。元朝统一全国后，西藏已正式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沿续至明清时代，封建领主制进一步确立。西藏地区藏族的农牧业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