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之一。着重论述农业生产中天、地、人诸因素的作用和它们的变化与关系。中国最迟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三才”观念。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易经·十翼》中，如“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战国时期，“三才”已成为“天时”、“地利”、“人和”比较具体的概念，是当时较流行的哲学思想之一，常被人们作为指导思想运用于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当时的农学家兼思想家们也于此时开始用“三才”思想来解释和指导农业生产。

《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对农业生产中生物有机体（稼）与人和环境（天和地）之间辩证关系的朴素概括。这里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区分为“天”和“地”两大类。所谓“天”，主要指气候条件。这一条件人们很难加以改变，只能了解、顺应、利用它，不失时机地进行耕作、播种、管理和收获。“审时”篇中对作物生长依赖于天时的关系作了较细致的阐述。所谓“地”，包括水、土、植被等条件，中心是土壤。《吕氏春秋·任地》认为“地可使肥，又可使瘠”，即土壤肥力是可以变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对于农业环境就不再是被动和无能为力的了。人们通过劳动，进行耕作、施肥等措施来改变土壤的结构和肥力状况，把不利的土地环境改造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环境。在这过程中，同时也部分地克服了天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如通过精耕细作和合理的农田结构可以防止或缓解旱涝的危害等。阐释的“天、地、人”三大因素的关系，把“人”的因素放在了首位。

战国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们对“天、地、人”三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汉《淮南子·主术训》：“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明确地提出“人力”，它反映了对人工劳动的重视，改造自然的意识增强。“种谷”中总结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在尊重和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贯穿该书始终的指导思想。提出“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提出了“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明代的丘浚则说：“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必资以人力，而能成其用。”清代杨屾在《知本提纲》中说：“天畀以时，地产以利，人如乘时力取，自然来亨可致。”反映出历代的农学家和思想家在农业生产中没有不倡导天地人“三才”理论和重视人力作用的。

自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天时采取的顺应态度始终没有多大变化，而对待土地的态度却积极得多，因为地较易掌握。春秋战国时已有人力可以改变土壤肥力的看法，陈旉提出的对土地的两点看法更为杰出，说土壤虽有多种多样，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合适，都能够长好庄稼。另外则说，土壤可以经常保持“新壮”（见）。邱浚说：“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在这些朴素唯物辩证观点指导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用土、改土、养土和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土地的办法。农业生产中“三才”理论对中国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