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地区指太湖水系联结的周围各地，即明清时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包括现在崇明以外上海市全部，嘉兴、湖州、杭州、钱塘江以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的丹阳。全区地势平坦，平原占总面积的60%；气候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区，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热量、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水陆运输方便。自唐朝中期起，就一直是中国农业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太湖地区的史前农业可以追溯到6000～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其次为距今5000～6000年的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上海崧泽等遗址，以及4000～5000年前的杭州水田畈、余杭良渚、吴兴钱山漾等遗址。整个太湖地区共发现30多处新石器遗址。在遗址中发现多有炭化稻谷（米）或包含稻谷遗迹的红烧土出土，表明太湖地区的史前稻作已持续了三四千年。各处出土的稻谷（米）在外形上可区别出籼或粳的粒型。出土的还有葫芦、瓜籽（甜瓜）、薏苡等作物以及菱角、橡子、酸枣、核桃等采集物。又有猪、狗、水牛、羊等家畜残骨，以及鹿、獐、獾等动物遗骨。已经知道养蚕和苎麻编制。使用的农具有骨耜及石犁和收割用的石刀、石镰，加工的等。在这些遗址中，渔业捕捞在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善于驾舟，进行水上捕鱼作业，如河姆渡遗址，鱼类的骸骨很多，可以鉴定的有鲤、鲫、鲭、鲻以至鲨鱼等许多种。并有不少陶塑鱼、木雕鱼、鱼骨加工的装饰品等。以上这些，反映了太湖流域的先民，很早就形成“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

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明显反映，在农业组成和农田水利两个方面。太湖地区史前农牧起源虽早，但品种不多。至吴越时，史籍中就常有“五谷”、“六畜”的记载。如《越绝书》中提到的栽培植物即有粢、黍、赤豆、稻、粟、麦、大豆、，以及桑、麻和各种蔬菜。养殖的动物除牛、马、羊、鸡、犬、豕和蚕外，还有诸如“鸭城”、“鱼池”、“麋湖城”等记述。吴越特别是在阖闾和勾践统治时期，由于推行“十年不收于国”的积极政策，农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太湖地区有不少带“胥”、带“蠡”的河道和水利工程，如胥浦、胥溪、蠡渎等是这一时期伍子胥和范蠡领导开凿的。这一时期文献中提到的“疁”、“虚”和“陂”一类的农田，是在低洼地区和湖中筑堤围垦的田块。汉朝太湖特别是其西南地区的农田水利，较吴、越时又有不少发展。如西汉初年，荆王刘贾在吴越修建的西湖和蠡塘基础长于长兴兴修的荆塘；汉平帝时，皋伯增开皋塘，使长兴不但挡住了湖水浸淹，土地也得到了较大的开发。余杭修建了一个当时最大的陂塘——南湖，既潴滞了南苔溪的山洪，缓移了下游洪涝威胁，还蓄水溉田千顷。但太湖地区农业仍然是地广人稀，比较普遍地实行的生产方式。

这时除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局面。黄河流域因战乱频仍，社会经济踯躅不前，而南方则由于北方劳力和生产技术的流入，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屯田和庄园两个方面。孙吴时在太湖各地特别是溧阳、毗陵（今武进）、吴郡和海昌（今嘉兴）大举屯垦。赤乌（238～250）年间，吴国在各郡抽调男女各数万口，“会佃毗陵”，是当时组织的最大一次民屯。除民屯外还有军屯。太湖地区的庄园，主要是东晋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晋末年，中原发生所谓“永嘉之乱”，许多中原人渡江避乱，高门豪族在新址安定下来后，占田买地，竞相建立自己的庄园。如孔季恭在永兴（今杭州萧山）的一座庄园，周围就有30多里，内有水陆田265顷，山2座，果园9处。普通农民也有开荒垦种的，并由平原向小区发展。如东晋时吴兴、余杭山中，就有北方流民“区种菽、麦”。到南朝时，有些地方已是“田非胶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艺纻麻；荫巷绿藩，必树桑拓；引庭接宇，唯植行栗”。这一时期对水利建设也很重视。如东晋时在阿曲建新丰塘，溉田800余顷；刘宋末年在乌程建吴兴塘，溉田2000余顷等。太湖北部的海虞，江岸较高，高地患旱低地易涝。这时开了许多港浦，使太湖和长江多处相通，做到高地能有所灌，低乡全部筑圩，涝不为患，“岁为常熟”。

隋统一全国和大运河的兴修，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唐朝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再次经受战乱，太湖地区时人称：“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一跃变成了全国农业和经济中心。

隋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太湖东部地区因地势低洼，常遇内涝海浸，开发不如湖西南。唐开元元年（713），在盐官首先修复了长124里的捍海塘堤，接着又修筑了华亭海塘，使钱塘江口至长江一线的沽海海塘联结起来。太湖东岸过去无堤坝，元和五年（810），从平望至苏州间修建了吴江塘路。这些海塘、湖堤有效地减轻了太湖东部的海浸和涝害，促使该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如唐代宗时在嘉兴即设置“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田”，使嘉兴成为著名粮产区，出现了“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的谚语。

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与水田生产工具的进步分不开。唐代的江东犁是当时最先进的耕犁，由犁镵、犁壁、犁底等11个部件组成，结构比一般犁复杂，功效也显著。还出现了与江东犁相配的完整的碎土和整地工具，使太湖地区的水田耕作技术日益精细。

五代太湖大部分地区属吴越统治。吴越王钱镠十分重视农业，在他的主持下，吴越在唐朝农田建设和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浚出海干河。太湖“五里七里一纵埔，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塘浦圩田体系，又设置“撩浅军”，一支行之有效的塘埔养护队伍。五代时太湖成为社会安定、农业发达、人民向往的地区，江淮一带出现了“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做百姓”的歌谣。

宋朝一方面加强征取，钱粮较唐时最高的年份翻了一番，常额为600万石。最高的年份甚至超过700万～800万石；另一方面，因与辽金长年征战，特别是宋室南渡前后，“四方之民云集江浙，百倍时常”，也促使宋朝加强对太湖地区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种麦还不多，宋太宗曾颁令在南方各地推广种麦。太湖地区关于稻麦两熟的记载始见于《吴郡图经续记》。但至南宋时，随北民的涌入，绍兴初年出现了斛麦“万二千钱”的高价，种麦之利倍于水稻，佃户种麦又不起租，于是“竞种春稼”，出现了“极目不减淮北”的局面。随着江南人口的激增，大量土地获得垦辟。如宋高宗时，“浙西民田最多”，濒湖之地，又“多为兵卒侵据”，出现了同时向山区和湖荡垦殖的高潮。据《续文献通考》记载统计，宋时，苏、湖、常、吴四地修筑的围田或坝田，就多达1489处。卫泾在记述隆兴和乾道年间国内的情况时称：“以原耳目所接，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地。”反映在南宋时，因耕地不足，确实出现了一个滥围滥垦的局面。

复种的增加和圩田的开发导致了太湖地区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栽培技术（特别是育秧、灌溉和施肥）的改造，肥料种类的增加（新增了饼肥酸酵、大粪及焦泥灰、挖取河泥、沤积堆肥等）则促进了单位产量的提高。据统计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亩产约稻米2.5石（折稻谷为450斤），唐时太湖流域只有270斤。而宋代其他地区（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浙东、福建等省一些地区）稻米平均亩产约1.5石（折稻谷270斤），只及太湖地区的60%。当时流行“苏湖（一称苏常）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一类悝谚。

元朝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较突出的是棉业，元贞年间（1295～1297），从海南崖州回到家乡松江乌泥泾后积极传授从海南学会的植棉和纺织技术，使里中逐渐相效以“织藉为恒”。

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太湖地区由于人口日增，耕地日蹙，导致农业向商品生产和集约生产的近代农业方向缓慢前进。

太湖地区农业的商品生产，首先是在蚕桑、棉花生产及纺织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明代三吴是全国丝织业最发达地区，丝织品是当地利润最大的大宗商品。指出：松、苏、杭、常、镇等府的棉麻织业嘉湖的丝织业，是当时上供赋税下养家口的经济支柱。明清时代太湖流域丝棉生产发展很快。

明清棉花、蚕桑和纺织的突出发展，在直接促进和推动农村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和副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贸易、交通运输、商业、各种手工业及城镇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更有力地削弱了自然经济的影响，刺激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太湖地区城镇近郊果树、蔬菜种植和园圃有目的发展。同治《上海县志》载：“西南近乡，园圃比连。”在一些城镇周围，也出现了区域分工，如无锡在清末就形成东部种蔬菜，西南乡业桃、梅，北乡种西瓜，东北乡织土布、花边，南乡做砖等格局。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对土地的综合和更加经济地利用。《沈氏农书》和记载，明末清初的嘉湖地区十分重视栽桑养蚕，把蚕沙和剩余的桑叶用来饲养湖羊，羊粪肥田，粮食和大豆用以酿酒、榨油，糟粕用以养猪，猪粪又用来肥田、养鱼，然后再用塘泥沃桑。如此等等，形成了一个较好的生物循环。因此，这时多种作物产量也明显提高。据统计，清初嘉湖地区水稻的亩产，达到近400斤，较唐朝翻了一番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