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的一部以农家月令为体裁的农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家月令书。

著者崔寔（约103～170），字子真，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他的家庭是当时的“望族”。从西汉末年他的高祖崔朝起，连续几代曾有多人在各地做大官。崔宴本人曾任议郎、东观著作、五原和辽东两郡的太守。他在五原太守任期内，曾教当地群众种大麻，并从河东（今山西）招聘有经验的老农教五原群众纺纱、织布。他在另一部著作《政论》中，对辽东耕犁使用不便之处进行了评论。这些事迹说明他关心农业生产技术，而且有实际经验，为民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崔寔以士大夫的身份在当时首都洛阳多年经营着一个庄田，以蚕桑（从种桑、养蚕到纺、织、染和制丝绵）、酿造等家庭手工业为辅，还进行农产品、纺织品、丝绵等的商品交易。集“士、农、工、商”于一身。他为了把自己的亲身体验传授给人们，遂仿效《礼记·月令》的体裁，把逐月应做的农事一一写了下来，题名《四民月令》。

全书基本上以士民（中小地主）的家庭为背景，按月叙述有关治生（以农业为主）的事项和经验。在农业生产方面，此书涉及耕作（各类田土的耕作）、繁殖（各种作物的播种、分株、移植以及木本植物的插枝、压条等）、管理（中耕、除草、施肥、剪枝、防虫、扫叶等）、收获（包括伐木和采集野生药用植物）、养蚕、纺织，以至农产品的贮藏加工（特别是酿造）、农产品的买卖等。

《四民月令》中首次记述的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作物的播种量与土壤的肥瘠密切相关，他提出不同作物的播种密度要因地块和作物而异，没有固定的标准。在二月三月种禾（粟）中他提出的原则是“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在“三月可种稻”中则主张“美田欲稀，薄田欲稠”。这些观点为作者所接受并加以引用发挥，成为后世农书引证的依据。

《四民月令》五月条指出“是月也，可别稻及蓝，尽至后20日止，可菑麦田”。“别”，系方言，即移栽的意思。因此，“别稻”是中国水稻移栽的最早记载。

《四民月令》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大家庭的衣食生活，所以除大田生产以外，农产品收获后的贮藏加工占很大的比重。在经营管理上很注意利用农产品的季节差价以获利。本书各月除春夏农忙之外，每月都有农产品加工的项目。如正月酿春酒、作诸酱，二月作䤅（干榆荚加工），四月备枣，六七月作曲，九月作葵菹，十月酿冬酒、作脯、腊，十一月作醢等等。书中提到五月七月粜大小豆，籴大小麦，八月粜种麦（播种用）籴黍；四月籴麦广和大麦。而到了二月农民吃粮青黄不接时，则“可粜粟、黍、大小豆、麻和麦子”。

此外，书中对于祭祀的习俗和物质准备也叮咛备至。作者有耕战并重的传统思想，也是为了保卫其庄园的安全，因而于有关弓弩武器的材料准备、制造和修缮，所谓“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庖之寇”（九月条）等事项都列入月令之中。其他如采集中药、制备药物、婚丧、嫁娶以至童蒙读经等都有记述。因此，《四民月令》作为一部月令农书，实际上又超越了农业生产的范畴，延伸到如何经营管理庄园家庭的经济和家庭的生活保健，以及维持传统的家族精神信仰、文化生活诸多方面。

《四民月令》记述和总结了公元2世纪的黄河中游（以洛阳地区为背景）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家生活概况。对于后世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本书不仅是农家月令的开创者，还可称为是一部优秀月令体农书的代表作。

《四民月令》原书已佚。自清代乾隆后期起陆续从摘录过该书的古籍中（如《玉烛宝典》等）辑录刊印各种辑本。比较著名的有清代严可均辑本。今人的《四民月令校注》（1965，上海中华书局）、缪启愉的《四民月令辑释》（1981，农业出版社）是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和好评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