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兽医药物的发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缺乏兽药专著，有关兽药知识多记载于本草学中。所以，兽药史同药学史有紧密关系，在发展方面二者也息息相关。

中国医药萌芽于原始社会。人们为了保障驯养动物的繁衍，把已知的一些药物知识用于治疗豢养动物的疾病，从而导致了兽药的起源。

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酒、汤液和朱砂已应用。罗振玉的《殷墟书契》里说，当时人们已用郁金草酿造药酒，用以祭鬼神和（或）治病。人们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把创始汤剂的功劳归之于伊尹。汤剂疗效显著，服用方便，逐渐成为一种常用的药物剂型沿用至今。在河北藁城商遗址中出土的桃仁、郁李仁等药，后世的《神农本草经》收录于下卷，兽医临床亦常用于润燥剂之中。

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兽医医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不仅有了专职兽医，而且在兽医临床上已采用了灌药、养护等综合的疗法。《周礼》中的“五药”，汉代郑玄注为草、木、虫、石、谷，反映出当时人们已有药物分类的概念。《诗经》中收载100多种药物。《山海经》不仅收载有防治疾病的药物120余种，且对所载药一般都说明产地、形状、特点及效用和使用方法等。所载药中多数是一药治一病，也有一药治数病和数药治一病，反映出当时在用药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书中记载的内用服、食和外用之浴、涂、坐、佩等，当是根据最早的药物剂型分类而制定的用药方法。应当指出的是书中不仅有如“芑，可以服马”、“杜衡，可以走马”、“葶宇，可以毒鱼”、“礜石，可以毒鼠”、“流赭，以涂马牛无病”等兽医用药知识，且具有了药防概念。同书之“大荒西经”中的十巫采药，虽可能是早于该书年代的传说，但与《礼记·月令》中“孟夏月也……，聚蓄百药”的记载结合而统规，反映出当时已具有采药、贮药的知识。

约成书于战国的《黄帝内经》，不仅总结了古代医学理论，也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等药性，从而为后世的药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约为战国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共280个古医方中用药247种之多；所用剂型有汤、散、丸、膏等。另在战国墓中出土有药称和法码。这表明当时不仅对药物的应用较广泛，用药方法多样化，也说明在用药剂量上有了较精确的要求，从而结束了以前用药以“一齐”等作单位的粗放做法。据《庄子·徐无鬼》记载，此期用药组方中已有主、辅药之分的配伍雏形。

秦汉之际，托名扁鹊（秦越人）、孙阳等历史名医的著作，如《扁鹊难经》、《伯乐疗马经》等的相继问世，《三国志·夏侯玄传》中《马经》、《牛经》的出现，以及出土文物中的兽医方简牍，似可说明当时的兽医诊疗技术已达相当水平。从《流沙坠简》及《居延汉简》可以看出：当时兽医在临床上不仅已掌握了复方的组合与应用，并采用了汤、散、丸、熏等多种剂型和饲喂前、饲喂后的用药区别。2000年前兽医药发展到上述水平，与同期医药学的发展不无关系。

《神农本草经》是总结古代药物知识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药学专著。书中载药365种，依功能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在所载药每药项下均详述其性味、主治等，并对药物的畏、反、禁、忌和君臣佐便等配伍原则有了明确的概述。应当指出的是书中还特别记有如“牛扁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桐花主傅猪疮”等一些治疗家畜疾病的兽医药知识。

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是系统总结3世纪以前的医药知识而成的一部医药名著。书中以论热病为主，以“方药治病，辨证施治”为主导，根据病证的发展分别采用汗、下、温、和、吐、清六法。共收录113方，用药80余种。所用药虽都见之于《本草经》，但它辨证确切，选药精良，用药灵活，组方严密，故其理、法、方、药对其后的医药学（包括兽医医药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如兽医临床沿用至今的治结以下法、治热以清法等，都是禀《伤寒论》之理而立法的。再如《伤寒论》中治阳阴腑实证的“承气汤”，兽医临床中一直沿用至今；《牛经备要医方》中治牛热症的“栀连二石汤”，是根据牛热病的特点，由《伤寒论》中的“白虎汤”衍化而成。

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简单实用的方书。葛氏在“治六畜诸病方”卷内，对马骡的十几种病提出了包括药物在内的多种疗法，在其所采用的剂型中已应用了丹剂等。这一时期的兽医古籍虽已丧失殆尽，但可通过其他相关学科的史料窥知一二。梁代陶弘景（451～536）对《本草经》加以整理、订正和补充编著成《神农本草经集注》共7卷，载药730种。其中《本草经》未收者365种，即新增者占半数。书中载有诸如百部“作汤、洗牛羊、去虱”、牛扁“牛疫代代不无用之”、闹羊花“羊食其叶，踯躅而死”等兽医药知识。刘宋时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总结汉、晋以来药物炮制经验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药物炮制加工的专著。它为后世的药物炮制加工确立了操作规范，对后世的制药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药物经过炮制，可以减低毒副作用，改变药性，增强疗效，消除杂质，易于保存，便于制剂和服用等。因此，后世对其非常重视。概括现存兽医古籍中所用的诸如炮、锻、煨、炒、飞、㬠（晒干）、焙、洗、浸等等药物炮制法，都是在雷氏《炮炙论》基础上的发展。北魏的，对家畜的26种疾病，提出了包括药物在内的48种疗法，用药约40种，且有㕮、捣、烘、烧、发酵等多种药物加工方法。其中的药物发酵法，是药物加工的一大进步。据《隋书·经籍志》，仅在隋时存在的药学著作，就有20余种，其中的采药、种药专论，也是这一时期药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唐代，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编纂颁行。宋金元时期医药学仍有发展。宋朝设立太平惠民和剂局以制药，编纂《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还设有兽用“药蜜库”以掌兽药，重梓以广其传，编纂《蕃牧纂验方》使之效法有范，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兽药的发展，并为后世兽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在药物加工炮制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宋时，药物的炮制已从过去的减少毒副作用，改变为以增强和改变药性与疗效为目的之制药。这不仅体现了炮制目的的多样化，也反映出炮制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些炮制法在兽医临床至今仍在沿用。据《沈苏良方》，沿用至今的诸如面煨、麸炒、酒制、姜汁炙、水飞、烧灰存性等等，都是当时行之有效且被广为应用的制药法。《和剂局方》更设专篇论述炮制技术，并指出若药物炮制不当，会直接影响临床效果。这对后世医药学（包括兽医药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其中新增374种，计52卷，并有附方1.1万余个，附图1160余幅。书中不仅收载有大量的人畜通用的方药，还载有许多兽用药和易使家畜中毒的药物知识。此期存在的兽医著作，有40余种之多。其中杨时乔《马书》中之“喂养事宜”，可谓是兽医食疗药性之专篇。杨氏对家畜常用之饮食物就其性味和功用等逐项论述，如大麦：“煮半熟，用井花水淘过，味甘，性温，无毒，宽肠胃，化草谷，调中益气。捣捶生用，补胃气，强筋骨。为蘖，化宿食，逐冷气，消肚胀，进草谷，开胃口，无不甚佳。”如此之记载，在兽医古籍中尚属首见，从而补充了兽药之不足，也促进了兽医食疗之发展。可谓当时兽医学之代表作。书中理、法、方、药俱备，内容非常丰富。其冬卷中的“五经治疗药性须知”等，更是以前历代兽医古籍所未有。它体现着人们对兽药认识的提高。

清代牛病防治成就较大。辑自赵学敏《串雅外编》的《串雅兽医方》，是一部以廉、便、验为特点的群众性防治畜病的经验总结。书中大部分方药是兽医古籍所未载，因而成为研究传统兽医药难得的宝贵资料。《活兽慈舟》收载了以牛病防治为主的多种家畜疾病240种，用方700有余。处方用药多以中草药并重为其特征，并重视引经用药。该书在配伍组方时运用了反、畏等前人所忌的“原则”，为重新认识畏、反、禁、忌提供了例证。郭怀西在其《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中，从临床需要出发，在第三卷中对《元亨疗马集》中的“五经治疗药性须知”等进行了详实的补充，撰成较系统较全面的兽药专篇，其中除《元亨疗马集》冬卷所载之“须知”等外，还有“四时用药法”、“药性全载”等内容。在“药性全载”中收有常用药270余种，对每药都简要述其性味、功能和配伍等。至此，历经数千年实践之兽药学方自成体系而问世，从而结束了有史以来素无兽药学专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