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产品地租。中国封建时代实物地租基本上是单一的谷物租，有时也收纳其他实物。在这种地租形式下，地主是以实物形态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实物地租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金属工具和牛耕的逐步推广，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地主经济制的产生和发展，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实物地租形态在诸种地租形态中，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实物地租包括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

实物地租的初级形式，又称分租、分收、监分。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很高，农田产量还不稳定时，所形成的一种地租分配方法。在实物分成租制下，每年按农田收获物的一定比例交纳地租。地租量因农业收成和土地产量而各年不同，但地租率不变。战国时期有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即租种土地的农民，要把农田收获物的一半交给地主。从战国到明代，分成租始终在封建地租中占主要地位。

分成租以主佃对半分成最普遍，但也有主六佃四、主七佃三或者佃六主四、佃七主三分成的，个别的甚至有主九佃一分成。但春花不计租。地租所占成数，同谁提供生产资料，以及土地肥瘠、地权集中程度、人口密度都有关系。一般说，佃农自备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的，多为主佃对半分，或称为二五分成；地主提供肥料、种子，佃户自备耕畜、农具的，地主则向佃农收取农田产量六七成，地主提供耕畜、农具、肥料、种子，佃户只出劳力者，为主八佃二分成。但并不绝对如此。到了近代，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调查，华北、西北、东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因人口稀少或土地贫瘠，地租往往只占农田产量的四成或三成；东南、西南一些人口密集或土地肥沃的地区，地租往往高达农田产量的七八成。

在分成租制下，地主不再直接占有农民的活劳动，而是分取一定比例的农产品，扩大了农民对自己劳动的支配范围，在地主经济制早、中期阶段，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因地租数量同农田经营好坏直接相关，地主为了增加地租收入，往往干预佃农的生产活动，包括作物品种和劳动时间的安排。此外，地主家有婚丧喜庆之事，佃农需要到地主家服役。在这种情况下，佃农难以充分发挥独立经营的优越性，不利于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经营的改善，生产者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作物产量的提高，为分成租向定额租转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唐宋时实物定额租已部分取代分成租。到清代前期，分成租在地租中的主导地位为实物定额租所取代。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分成租在一些地区仍占相当比重。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实物地租的一种高级形式，又称定租、包租。在实物定额租制下，佃农按照土地面积计算，向地主交纳固定数量的产品地租。年租量不受年成丰歉和土地实际产量影响，但地租率经常变动。定额租起源很早，孟子引龙子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根据数年中农田生产量的平均数确定租额。这种“贡”应属定额地租范畴，而且地租额不因年成丰歉而增减。如汉代，军屯土地就有收取定额租的。唐代官田租佃中，定额租已大量存在。宋元时代，定额租在学田、祭田租佃中相当普遍。在民田中亦已出现，元代个别地区刊行的农村尺牍一类书刊中，已经集有定额租的佃约格式，供人利用。反映该地区的定额租已较流行。到明代，民田租佃进一步由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转化。万历年间，农村尺牍中的定额租佃契约格式数量明显增加。到清代乾嘉年间，定额租已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并占了主要地位。到中华民国时期，据1934年22省879县调查，定额租占各类地租总和的71.9%。

定额的租额，是从对分制延续下来的，但一般按收成最好年头的产量为准，而一般年成无法获得最好收成。因此，定额租租额一般高于分成租中的二五均分制的租额。实物定额租租额一般要占常年农田收获量的60～70%。定额的形式有硬租和软租两种。不论年成丰歉，租额固定不变，称为硬租，或铁板租；在水、旱、风、虫灾年，农田产量下降，租额可由双方协商酌减的，称为软租。硬租和软租这两种形式一直并存发展。

在定额租制下，由于地租数量与农田收获量一般不再直接发生联系，地主对佃农的生产活动的干预减少，封建依附关系较为松弛，佃农可能全面合理地利用自己一家的劳力，安排农副业生产。与分成租相比，佃农独立经营的积极性比较能够得到发挥，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更关心改进生产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使用更多肥料，兴修水利等。但租额较高，并且是固定的，一遇歉收年景，佃农往往要以农田外的收入，甚至出卖耕牛、农具，以至儿女来完纳地租，这种沉重的剥削，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实物地租代替是一种社会进步。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地主对经济生活需要越来越高，佃农的境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增租夺佃又成为佃农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