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著名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总结汇集了17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传统农政措施和农业科学技未发展的历史成就，在中国和世界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见。

本书是徐光启毕生研究农业科学的总结性著作，为了撰写这本书，他除披检大量典籍外，“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本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书中所载救荒植物中，他亲自尝过而加按语的就有60多种。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试验研究，先后写出了《甘藷疏》、《农遗杂疏》等八九种农学著作。其内容成为全书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为《农政全书》的编写作了充分的准备。

天启元年至崇祯元年（1621～1628），徐氏因遭阉党排挤，辞官回上海，闲住六年多。此间他把以往积累的资料，进行增广、审订、编排、批点，编成了农书初稿（当时暂名为《种艺书》）。可惜尚未最后定稿，他便于1628年奉召赴京复职，并于1633年于北京病逝，临终前还嘱咐其孙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

崇祯十二年他的门人陈子龙率谢廷正、张密等人对徐氏原稿进行修订补充，“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评点俱仍旧观”，修订完毕，即于当年刻版印行，使《农政全书》得以面世。

全书60卷，50余万字。插图精美，图文并茂。“杂采众家，兼出独见”，以系统摘编前人（包括同代人）的文献为主，同时也把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译述编入；对摘编文献，也常以评、注方式，发表著者本人的见解。据统计，徐氏本人的文字共有6.14余万，约占全书的1/9。全书分为12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细目，其基本内容如下：①农本三卷（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主要论述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②田制五卷（井田考、田制篇），主要是对井田制度以及区田、圃田、围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的考证和论述；③农事六卷（营治、开垦、授时、占候），主要论述土地的屯垦、农事季节和气候条件的掌握；④水利九卷（西北水利、东南水利、水利策、水利疏、灌溉图谱、利用图谱、泰西水法），主要论述水利的重要性、西北和东南的水利建设，并介绍西方的水利方法和器械；⑤农器四卷，主要介绍耕作、播种、收获和加工工具，基本上是从中转录；⑥树艺六卷（谷部、蓏部、蔬部、果部），主要叙述各种农作物和果树的栽培技术；⑦蚕桑四卷（养蚕法、栽桑法、蚕事图谱、桑事图谱、织维图谱），论述栽桑养蚕技术；⑧蚕桑广类二卷，主要论述棉、麻、葛等纤维作物的栽培和加工技术；⑨种植四卷，叙述经济林木、特用作物和药用作物的栽培技术；⑩牧养一卷，叙述家禽、家畜、鱼、蜂的饲养管理和中兽医技术；⑪制造一卷，叙述农产品贮藏加工、房屋建造及日常生活常识；⑫荒政八卷（备荒总论、备荒*^[1]《救荒本草》、《野菜谱》），综述历代有关备荒的议**^[2]政策，分析各种救荒措施的利弊，最后附上《救荒本**^[3]和《野菜谱》所收473种救荒植物的图谱和名录。

《农政全书》对中国传统农学进行了高度概括，不仅内容广泛，包罗了广义农业的各个方面。而且全书对农业技术的分析研究和编写记述较前代农书更富于创见。

第一，它把“农政”摆在首位，以农本、开垦、水利、荒政等为保证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政策措施，加以系统论述，篇幅几占全书的一半。明代多灾荒，据统计在其276年间发生了1011次灾害。因此，作为政治家的徐光启在编农书时特别注重“荒政”。“南粮北调”也是明廷一大弊政：一方面北方广阔的土地弃置不耕；另一方面则从长江下游经运河运送大量粮食到京师和西北边境，“每以数石而致一石”，耗费惊人，使东南人民不堪重负。徐氏曾在《漕河议》中大声疾呼，“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他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扭转，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北方兴修水利，屯垦荒地。他在天津的农事试验，实际上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他写《农政全书》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向农民传授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希望当时的政府能推行他所规划的一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实现他“富国必以本业”的主张。所以书中对“长民者之兴除利弊，开垦屯田，水利荒政，则谆焉复焉，再三不倦”。

第二，它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农业问题。如在《除蝗疏》中，分析统计从春秋到元代所记111次蝗灾发生的月份，得出蝗灾发生的时间是“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的结论，准确地指出了中国蝗灾发生的时间；又从分析统计《元史》所载近400次蝗灾发生的地点，结合徐氏本人“耳目所睹记”的情况，得出蝗灾大都发生在“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而其孳生基地则是这些地区内旱溢无常的涸泽之地，从而准确地划定了中国的蝗区，为蝗害的防治，找到了客观依据。又如该书卷二，在论及“时宜”、“地宜”的时候，批评“载二十八宿周天经度，甚无谓”，主张代之以南北纬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兴树艺”。在论及上海种棉应当早于山东的时候，即以两地所处纬度不同为依据，认为“吾乡北极出地三十度，山东济南三十六度，相去六度，寒暖甚悬绝”。

第三，极力反对“唯风土论”。指出这种保守思想大伤民事，会使农民坐失佳种美利，“计根本者不可不力排其妄”。该书卷28批评《齐民要术》关于黄河流域“土不宜姜”的说法，指出“今北方种之甚滋息，奚云不宜也”；卷35提到《农桑辑要》作于元朝，当时也有木棉种于陕右，移于其他州郡，恐怕风土不宜的议论。但到了明末便已“率土仰其利”了。此外，还从理论上说明，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但“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如果能尽力树艺，决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试为之，无事空言抵捍也”。著者本人从福建引种甘薯，从广东、福建引种棉花，从浙江引种女贞树，以及在天津试种水稻的实践和经验，更是以实际行动反对“唯风土论”。

第四，记录大量作者本人的心得与成就，代表了当时农业科技的先进水平。这部分内容大都是作者亲自调查或试验所得的真知灼见，是历史上的首次记载。书中详尽地记载的棉花栽培技术便是其中的一例。著者生长于盛产棉花的松江，而松江府的赋役负担非常沉重，已10倍于南宋初年。300多年来，人民之所以还能勉强支撑下来，全靠织布挣钱。作者深明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视棉花栽培技术的研究。书中对棉花的种植制度、种植时间、种子处理、防寒措施、施肥技术，以至纺纱织布技术均有详尽记述。为了便于农民掌握其技术要领，令妇女儿童皆可明白，还特别用通俗语言予以概括。如把棉花收成不好的原因概括为“四病”，即“一秕、二密、三瘠、四芜”。把栽棉技术要领概括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书中还介绍了肃宁人为克服地面空气干燥的困难，而在地窖中纺织的经验。

在总结有关推广种植甘薯的经验时特别指出甘薯有“十三胜”，是“杂植中第一品”，“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为了使甘薯能顺利地向北推广，书中介绍了多种留种、藏种方法，并指出“藏种之难，一惧湿，一惧冻，入土不冻而湿，不入土不湿而冻”。要求人们结合实际，抓住防湿防冻两个关键，灵活运用。

对芜菁南移“变为菘”的问题，作者根据自己的实践指出：“余家种蔓菁三四年，亦未尝变为菘也，独其根随地有大小”而已。并介绍了他自己设计的，通过摘薹，控制其结子时间，以避开南方梅雨天气，从而收到好种子。其方法是：“宜将留种芜菁分作三停：其一不摘薹，拟芒种后收子；其一摘薹一遍，拟夏至后收子；其一摘薹两遍，拟小暑后收子。”认为三停中只要有一二停碰上好天气，便可收到好种子，再加上“拣择淘汰，稀种厚壅”，就不可能“变为菘”了。

此外，书中对种女贞树养白蜡虫的经验，从取子、寄子、养树到收蜡均有详尽的介绍，并且首次明确记载了白蜡虫的生活史。书中还详细介绍了种植乌桕树的经验，有些是从老圃那里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如把未经嫁接的乌桕树枝一一捩转，就会和嫁接过的一样多结子。徐光启还亲自验证，谓“余试之良然”。

《农政全书》问世后，在中国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有的说它是“悬方救病”、“治本”的书，有的赞誉它“粒我丞民，功在万世”，有的地方官还按照书中的宗旨和方法试行，收到较好的效果。乾隆皇帝也说它“用意勤而于民事切”，所以在清代曾经多次重刻，官纂的也予大量引录，对清代农业和农学的发展均有较大的影响。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说它在我国传统的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一种，应当是公正的”，并对它进行校订、注释和标点，写成了《农政全书校注》。康成懿曾对书中引录的文献作了全面校核，写成了《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此外，、梁家勉、胡道静、李长年、游修龄和日本的天野元之助等人，都曾从不同角度对《农政全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该书最早的版本是崇祯十二年平露堂刊本（见图），“平露堂”是陈子龙的堂号。以后有道光十七年（1837）贵州粮署刊本、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曙海楼刊本、同治十三年（1874）山东书局刊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文海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求学斋石印本、1930年万有文库排印本、1932年伪河北燕京道排印本、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邹树文等八人的校订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校注本，除对原书作了标点和校注外，还把各版序言和、王作宾的《<农政全书>159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王作宾的《<农政全书>所收<救荒本草>及<野菜谱>植物学名》、《<农政全书>转录<救荒本草>的救荒植物分“部”及利用方式分“类”总表》等作为附录载于书末。是迄今较完备、使用较方便的一种。

《农政全书》平露堂本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