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持有者雇用自由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进行商品生产，并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实现价值增值，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货币持有者在农业生产上剥削雇佣劳动，是农业资本主义的标志。中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种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最早发生，尔后在封建宗法势力薄弱的地区继续发展。进行资本主义经营者开始于富裕农民，尔后向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发展。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

明万历以前的200年间，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百八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工业、手工业、货币经济、农业生产力都得到较大发展，推动了商业性农业的繁荣。这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增长。嘉靖（1522～1566）年间，昆山已以生产棉花为主。天启（1621～1627）年间，松江府属200万亩耕地，大半植棉。清初，上海棉田与稻田平分秋色。乾隆中期，松江、太仓、通州和海门厅所属各州县，棉田几乎占全部耕地十之八九。黄河以北地区棉花生产也有发展。天启年间，棉花产量激增，贩者来自四方。到乾隆（1736～1795）年间，保定以南各州县，凡好地多种棉花。奉天地区所产棉花皆售于商贾转贩他省。桑蚕生产在江浙得到迅速发展，浙江的湖州府，史称桑麻万顷。在江浙交界地区，还出现了专门出售桑叶的桑园。甚至出现预售桑叶情况。明清之际，福建、台湾、广东、江西、四川出现了种蔗专业区。福建漳南一带，甘蔗种植已满山遍野。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几乎占耕地一半。康熙三十年（1691）记载：台湾旧岁种庶已三倍于前，今年种蔗竟十倍于去年。乾隆初年，江西大庾双坑一带，所种之蔗绵延数十里。道光（1821～1850）年间，四川内江沿江居民以艺蔗为业。烟草自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后，至晚明时已播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清雍正、乾隆年间，福建烟田继续扩大，有的地区烟田竟占耕地十之六七。嘉庆、道光之际，烟田继续扩大，江西新城县家家种烟，禁莫能止。四川新津县良田、熟地随处种烟。植茶也有发展，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云南、安徽等省发展起不少专业茶区。顺治（1644～1661）年间，安徽霍山县，每到采茶季节，日夜力作不休。雍正、乾隆之际，云南普洱六茶山周围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嘉庆（1796～1820）年间，福建崇安县，山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这时，广东、福建果树园艺种植业也发展迅速，龙眼、梅、梨、橄榄、香蕉、荔枝种植都是连冈接阜，弥望不穷。

经济作物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促进粮食商品化发展。明代后期，江西赣州所产之米运销于豫章、吴会。运粮船只络绎不绝。安徽江北沿岸所产之米，运销于长江下游各省。江浙经济作物区，大半粮食仰给于江、楚、庐、安等地。盛产烟、蔗的福建泉州府属，粮食仰给于江浙。清代前期，台湾运销大陆粮食达几十万石。一些城市，平常贮谷至数十万石。杭州一年所需粮食多至2000万石。

自由雇工的涌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过去在田地上单纯生产使用价值的农民，变成为生产部分交换价值的生产者。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开始局部解体。自然经济解体导致封建宗法关系的松弛。这种变化反映到农业雇工上则是主雇之间依附关系的松解。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农业雇工中的短工在实际生活中已获得人身自由。在明弘治年间，就出现有佣无奴现象。万历十六年，法律明确规定：“受值微少，工作止计月日者，仍以凡人论。”乾隆五十一年（1786）规定：“若农民、佃户雇倩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从此，这部分长工解除了法律上的身份义务关系，成了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在法律上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大量涌现，及其与农业经营者的结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即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至明末清初时，由于长期的战乱，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至康、雍、乾、嘉时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时期，比较大规模的雇工经营在江苏、东北等地相继出现。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在阶级分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富裕农民。同时也使一批破产农民加入雇工队伍，并出现雇工市场。如嘉靖年间，昆山魏钟、魏璧父子“以力稼致富”，吴纯甫经营果树，种橘千枝，市鬻财自给。明后期，朱国桢亲眼所见白手起家致万金者就有两户。进入清代以后，这种事例在各省普遍存在，就商品经济较不发达的直隶获鹿县也是逐年在增加。设康熙四十五年（1706）占地60～100亩农户为100，那么，雍正四年（1726）为120.6，乾隆十一年为144.4，乾隆三十六年为175.3。从郑家庄社二、四甲，甘子社九甲，同治社五甲看，康熙四十五年占地60～100亩农户共64户，至乾隆元年时，上升到73户。此外，占地100亩以上的庶民户也在发展，设康熙四十五年为100，雍正四年为144.68，乾隆十一年为248.94，乾隆二十一年为287.23。此时，东南各省交界区及湖北、陕西、四川三省交界区垦山富佃皆雇工垦殖。同时，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富农阶层。光绪（1875—1908）年间山东周村区、运河区、鲁北区、山东半岛区、鲁西南区共有富农59家。东北新垦区富佃雇工经营者十分普遍。到民国时期，富农经济又有发展。广州珠江三角洲富农经济相当发达，据番禺10村调查，1928年，富农户数占农户总数12.7%。据1923年调查，江苏江宁淳化镇富农总数不低于被调查户数30%。宁波鄞县南区富农可能占到农户的20%，河南辉县4村情况是，据1928年调查，富农户数占总农户的9.7%。铁路沿线地区则更为发达。此外，从明中叶至民国期间，也有一批地主从经营出租土地中向雇工经营土地方向发展。在这数百年间，它的发展虽然呈现出曲折、迂回状况，甚至就每个富裕农民所经营的每一个农场来说，大都中途消亡，难以沿着资本主义方向顺利地向前发展。正是这样，直到近代中国为止，农村经济结构依然以封建经济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就这类经营发展总的趋势而言，则是彼伏此起，缓慢地向前发展。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封建地租侵蚀了利润，以及封建专制政权对农业经营新方式的束缚。在旧中国封建地租占去全部剩余价值的70%以上，作为利润归农业经营者的不到30%。如果把佃农的家内劳动和支付给地主的押租利息一并计算在内，生产费用和地租的数额则更大，利润率要低到10%以下，这就严重影响租地经营者的积极性，以致放弃经营。自耕农则在政府繁重赋租榨取和绅衿地主的赋税转嫁下，曾经在王朝建立之初，一度得到发展的情况，到中叶以后便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走向衰落。至于经营地主一旦身份地位变化后，就开始放弃雇工经营，又回到出租土地老路上，向封建地主倒退。因此，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十分曲折和缓慢。

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多分歧。

关于萌芽发生时间。有人认为东周以后，中国由领主制经济逐渐发展为变态封建制度；有人认为唐宋两代已经看到了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的苗头。或说：到北宋时已部分出现完全使用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有人认为早在明代中叶，大约15世纪时期，为生产商品而剥削雇工的富裕农民出现于舞台，就以萌芽状态的农业资本家面貌出现了。”或说：“明代中叶以后，有的地区农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持这种看法者较多。也有人说，萌芽时间确定在清前期更为切合国情。

其次，对萌芽发展过程认识也不尽一致。基本上有两种意见。第一，从萌芽产生的阶段来叙述它的发展过程。持这种观点的认为：这种萌芽由两方面发生，一方面是农民分化，产生出富农经济；另一方面，在农民分化的基础上，地主雇工经营，出现经营地主。有人认为：山区主要由外来商人雇工在那里租地从事商品作物的资本主义经营；沿海城郊则是由小商人生产者直接向经营地主过渡。第二，从萌芽发生条件的变化及阶级先后的差别来阐明发展、变化过程。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由富裕农民到庶民类型地主的发展，表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和发展道路。

再次，对萌芽发展的水平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论从萌芽发展的深度、广度看，明代中后期的农业经营已基本上采取了资本主义制。一些人则认为，萌芽发展尚低下，对封建经济冲击或破坏还很微弱。也有人说，直到20世纪前期，我们在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时，农业方面常可略而不计。

此外，对萌芽发展缓慢原因，由于各自着眼点不同，所以看法也不一样。有人认为，由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是由山区发展到平原，所以，带来了先天的局限性：①山区远离市场，在广大自然经济包围下，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②封建租佃制的牢固存在，限制了佃富农的正常发展，这是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又发展，又迟滞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认为，封建地租侵蚀了利润，这就是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萌芽很早，但始终没有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也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原因有二：①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业经营新方式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②封建专制政权的束缚是农业经营新方式发展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除了上述种种分歧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力落后，自然经济尚未解体，自由雇佣劳动不曾出现，货币地租也不占统治地位，由于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很微弱，因此农业中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