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营的思想与理论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古籍中已有零星记载，最早作较系统叙述的则是南宋初的。此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积累。明末的《沈氏农书》等实际经营者的记录中，也包含有比较丰富的经营管理内容。

自战国以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期间，中国一直是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小农经济的特征是土地狭小而零碎，生产受自然条件的束缚。农民为维持其生存和再生产，不得不在狭小的土地上追求高产。因此，经营上的集约化和多样化，乃是中国小农经济的一般表现。它在农业经营思想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古代农书系出于知识分子之手，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其见解显然主要是针对经营地主、富农，或自给自足农户的农业生产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农业经营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这一思想，战国时已有萌芽，《荀子·富国》说，“人善治之”就能增产。西晋傅玄认为，不能只靠扩大耕地面积以求增加农业产量，必须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以求增产，明确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杂说”对此则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成为后来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此后的农书，在涉及农业经营的论述中，对此进一步发挥和补充，尤以陈旉《农书》中“财力之宜”篇阐述周详。陈旉指出，不论地主或个体农户，经营农业首先要考虑劳动力和财力（资金）两方面，只冇在劳动力、资金和土地条件三者取得适当比例的情况下，“营田”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考虑前两者，单纯贪图土地面积的扩大，那就会耕作粗放，最后收成“十不得一二”。所以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同时陈旉还引用民间谚语“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来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明、清时的农书，对此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概括。《山居琐言》认为，不仅粮食作物，就是山区经营果树也应以精为原则，贪多反而收获少。

陈旉《农书》“地势之宜”是一篇土地利用规划的专论。陈旉认为，土地的自然面貌和性质多种多样，有高山、丘陵、高原、低地、江河、湖泊等区别。地势有高低不同，寒暖肥瘠也随之各不相同，高地泉水冷，土壤也冷，而且容易干旱；低地多数比较肥沃，但容易被水淹没。因此规划利用土地时，必须“治之各有宜也”。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高田、低地、深水薮泽和稼下地5种土地的具体利用规划。其中尤以高田的利用规划叙述比较详细，且已运用统筹的观察。先是勘察地势，在高处来水汇归的地方，凿为陂塘，贮蓄春夏之交的雨水。陂塘大小按灌溉所需水量，大约十亩田划出二三亩来凿塘。陂塘的堤岸要高大，上种桑柘，可以系牛。这样做二举而数得：“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牛粪尿）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这一小型土地利用规划确实是巧妙合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是“治之各有宜也”思想的一个突出典型。这里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全年高温，雨量充沛，鲜见霜雪，植物生长期长。而且三角洲区内绝大部分地势平坦低洼，河流网布，夏季雨期较易造成水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于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利用特有自然条件的经验，把田地改为基塘，既是很好的水利建设，避免和减少了水患，又能构成优良的生态系统，使地力得到充分发挥。

这是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特点所决定的。《管子·牧民》记载战国时农业生产项目的次序排列是五谷、桑麻、六畜。《汉书·食货志》所描述的农家生产经营内容，包括“还（环）庐树桑，菜如有畦，瓜、瓠、果、蓏”；“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这种从“治生之道”出发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传统农业结构，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不仅在综合性大型农书《齐民要术》、、等的内容中得到了反映就是小型地区性综合农书也有记载。多种经营思想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主张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以谷田为主，以蔬圃、树园为辅”。在地肥而有水源的地方种植水稻，地势稍高，或无水浸田里可种植麦类；在水泽之地，修鱼塘；高燥之处，牧牛羊；河流湖沼之地，放鹅鸭；平原之地养鸡鸽。总之，就是要“因地之所产，而广其种类，随物之所利，而倍其功力”。二是提倡巧用天时、地利，以达到“一岁数收”，多熟种植。《汉书·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齐民要术》继承前人思想，更为强调“凡田欲早晚相杂”，“防岁道有所宜”。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北方人大量南迁到江南，富裕之区土地顿感狭窄，加上江南自然条件优越，陈旉《农书》提出了不让土地空闲的“种无虚日，收无虚月”要求。做到这一点的技术关键是利用多种作物生长期的先后不同，“不违先后之序”适当安排，就可以“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家庭生活所需就会源源不断，“尚何匮乏之足患，冻馁之足忧哉？”在此思想基础上，陈旉又为江南的小农设计了“六种”（包括多种经营和多熟种植）的经营方式，在周年内收益可达六七次之多。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则是18世纪的《知本提纲》和。书中认为如果善于运用“一岁数收”技术，即使在两年三熟的关中地区也可做到“一年三收”，甚至“二年十三收”。种植业、畜牧业和其他副业相结合的多种经营，以及在种植业内实行的多熟种植的优越性：①经营项目种类增多，土地利用更充分。特别是经营种植业，利用轮作、间作或混作等方法，提高了周年内的土地利用率，增加了复种指数。因而水、旱、虫、病等灾害所招致的风险就能相对减轻些，收益上也可有所保证。②劳动力的利用，可趋于平衡化，起到闲忙均匀的结果。陈旉《农书》设计的“六种”经营方式，差不多每月都有中心工作；上半年生产主要为大麻、芝麻、粟、大豆等，所需劳动量不太多，且分布在各月里；下半年以生产蔬菜和小麦为主，经营蔬菜劳动量需要较多，但小麦需要较少。从全年来看，劳动力的利用在各月里差不多是均衡的。③在某些情况下，多种经营还有助于解决某些技术和肥料问题。陈旉《农书》说，早稻收获后，再种一季豆、麦、蔬菜，除增加收入外，还可改良土壤。小农户将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一般做法是养猪，《沈氏农书》积极提倡养猪积肥，强调说“种田养猪，第一要紧”。并为养猪积肥算细帐，驳斥“养猪亏本”的说法。

自有农业生产，随之人们就会逐渐有目的地进行生产安排。制订农业生产计划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最早记载见于《齐民要术·杂说》：“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画之间，窃自同于后稷。”这里的“规画”只是一提而已，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陈旉《农书》则强调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必须深思熟虑：“若深思熟虑，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指明农业生产经营，除开始要制订规划外，在生产过程中，还要认真贯彻执行，才能有成功的把握。然而书中的“六种之宜”只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田和旱地的一般种植计划，列出每月应种和收获何种作物，以及其他田间管理工作，还不是生产经营计划。明清时期，有些农书对制订农业生产计划很重视，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明末清初《沈氏农书》中的“逐月事宜”，是由“月令”的每月纪事发展而来，已基本具有现今计划的雏形。它把每月的农事，都分行天晴、阴雨、杂作、置备等四部分，表示有轻重缓急之分，每月都有重点工作。如正月，晴天做垦田、施肥种桑秧等重要农活；阴天则做一些劈柴、撒蚕草、编蚕帘蚕箦等在家中可做的工作。对某些工作，还以注释方式提出数量和质量等要求，如买粪要去苏、杭买；沉麻子的数量以“取足修船打索之用”的量。有些则提出具体操作时间和注意事项，如四月种芋艿要带露种；五月浇瓜茄秧，注明夏至后半月不可浇灌等。在中，张履祥为邬家规划了五年的农业生产计划。邬家有田10亩，地一方，5口人都为妇女和未成年男子，有一定的经营资金。根据这样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条件，张履祥提出的五年生产经营计划：首先主张“瘠田十亩，自耕尽可足一家之食”，“雇人代耕”和“佃于人”都不合算。其次的具体安排是：种桑和豆各3亩，种竹和果树各2亩；池塘养鱼；另外再养羊五六只。其理由是“盖其田形势俱高，种稻每艰于水。种桑、豆之类，则用力既省，可以勉而能兼无水旱之忧。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反映出张履祥在做这一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突出解决资金比较丰富而劳力比较缺乏的矛盾。

中国古代农业经营中重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重视对农具和动力的保养。贾思勰认为先进的生产工具能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强调：“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且须调习器械，务令快利”；对农业生产的动力役畜也须“秣饲牛畜，常须肥健。”陈旉《农书》认为农具必须精利合用，种类齐备，先时预备以便临时济用；并强调说：“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牛是南方农家唯一的役畜，一般田间操作主要利用畜力来代替人力以提高工效。所以陈旉认为牛比马重要，在所著《农书》中设专卷讨论耕牛的牧养、役用和牛病的医治，篇幅占全书的1/7。把牛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是少见的。《补农书》主张加强农具的管理，农具必须多备，保持完好，以防意外之需。特别指出“粪桶尤甚，诸项绳索及蓑箬斧锯竹木之类，田家一缺，废工失时，往往因小害大”。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是佃农和帮工，地主为了剥削他们更多的剩余劳动，就要考虑如何选择和使用。《齐民要术》首先提出根据农活的具体特点来招雇劳动力，认为在农业经营中应多使用短工，如植树等周期较短的工作就不必雇长工；种花、摘收染料作物等轻便活，则可雇用少年儿童去做。因为他们的工资比较便宜，可以节省开支。《补农书》中提出根据佃户的实际劳动付予报酬，但不宜把差距拉得过大，这样“察其勤者而阴厚之，则勤者既奋，而惰者亦服”。为提高佃户和帮工的劳动积极性，贾思勰提出的原则是“悦以便人，人忘其劳”，“抚恤其人，常遣欢悦”。有些世族地主的所谓“家训”也往往把如何管理佃户和帮工的办法作为训示传教给儿孙。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实行宽恤管理，对佃户和帮工的日常生活，衣食所需，以至“生育婚嫁，营造死止”都要予以赈济。因为“欲得人死力，先结其欢心”。地主对佃农和帮工的素质极为挑剔，张履祥把佃农分为4种：“力勤而愿者为上；多艺而敏者次之；无能而补（朴）者又次之；巧诈而好欺，多而嗜懒者为下。”陈旉从提高农业经营水平的目的出发，认为必须讲究法（技术）才能保证增产：“古人种桑养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侥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恒产琐言》认为经营者须深入实际，了解生产，及时管理，具体的就是“当知田界”；“当察农夫之用力之勤惰，耕种之早晚，蓄积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俭”；“当细看塘堰之坚窳”；“察山林树木之耗长”；“访稻谷时之高下”等。反之，经营者如果怕吃苦，自己无主见，凡事听从别人，甚至菽、麦不辨，就会为人所愚，必至经营失败。

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但仍有相对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地主庄园和个体农户生产的粮食、家庭手工业品以及经济作物，需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即进行一定的商品活动。因此，历代农书中不乏有关商品经济思想的论述，最突出的是重视经济核算。如《齐民要术》一书，除精打细算如何从雇用人工方面剥削到更多的剩余产品外，对种植的蔬菜、葵、蔓菁、胡荽等，经济作物红花、栀子、蓝等，畜养方面的养羊和养鱼都进行了成本和商业经营利润核算。尤重视种植林木的经济效益，如计算种一顷地的榆树，种植后第三年春天就可采取叶荚出卖以收利；到十年、十五年后，每年收益就可平均为1000匹绢。而且只需要一个人防守，既没有牛、犁、种子、人工等费用，又不怕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比起种粮食的田地来，劳逸相差万倍。在“种楮”中，又比较了两种卖楮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楮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沈氏农书》也分别就雇工、粮食作物、蚕织、养羊、养猪、养鹅、鸭等项业务，核算其成本和收益，在“运田地法”中说：“长军（长工）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三两。计管地四亩，包价值四两，种田八亩，除租额外，上好盈米八石，平价算银八两。此外，又有田壅（肥料）、短工工资，以春花稻草抵之，俗所谓‘条对条’，全无赢息。”由于这里计算水稻生产收益，只是从雇用长工费用着手，而没有从水稻本身考虑，因此收益只能是“条对条，全无赢息”。反映出其计算技术尚不完善。不过，在17世纪时，就能作出这样比较详尽的农业生产经济核算，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尽量减少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净收益，因而对资金和劳动力的利用提出要精打细算和不宜侈费妄用。购买生产资料等，要注意价格的高低和质量，《沈氏农书》说：“在四月、十月农忙之时，粪多价贱，当并工多买”，肥壅“则平望一带是其出产”，质量较好，必须到那里去购买。添置的生产资料，必要充分而经济地利用，甚至提出扫帚旧了没用，也要好好保存，留作他用。劳动力的使用同样要本着节约原则，既充分而又经济。一是有计划，有条不紊，不使周年内忙闲不均而造成浪费现象，《沈氏农书》：“种田工忙，月工生活，次第得法，仍旧省工，未尝多费廪食也。”充分利用劳动力，一是采用多种经营，使周年内劳动力的利用均衡化，做到省工；再就是改进技术，减少劳动消耗，如《沈氏农书》提出的早锄办法，即中耕除草工作，在草生长前进行和草生长后进行，所费人工，前者要节省得多；又如拔草“早则工三亩，迟到亩三工”。还有人主张实行耕种分派专人负责的办法，即在生产过程中“各派定某管某处，开列日期，不时检查，毋令失业（职）”。在丰收之后，也要本着节约精神，不能侈费妄用以维持下年度再生产的力量。因此，要合理制定家庭支出。此外，还要将家庭的贮粮工作列入经费管理的首要项目，《许云邨贻谋》主张“每岁约计耕桑艺畜田租所入，除粮差种器、酒醋油酱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二分为水旱不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