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907～1125）是契丹族在中国北部建立的政权，当其强盛时期，“尽有大漠，浸包长城”。在军事扩张和南下侵略过程中，契丹族受汉族文化影响，由狩猎游牧经济逐步向农耕种植演进，在北部宜农宜牧区进行农业开发，推动了中国北部农牧业的发展。

大约在唐、五代之际，契丹八部中的迭剌部开始进行农业生产，营定居生活。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强大，俘掠幽、涿、蓟和代北等地汉人，分别于滦河上游和今老哈河与敖来河之间，建置汉城和龙化州，垦种土地，发展农耕。阿保机建国，“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在临汉建皇都，设州县，俘获番汉人等，“分地耕种”；别契丹族北大浓兀部为南北二部，教以从事农耕；灭渤海国，改名东丹，沿渤海旧俗，继续农耕。耶律德光继阿保机之后，占领北宋的燕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空前扩大，又迁部分契丹族人到海勒水、谐里河、胪朐河，兼营农牧。耶律隆绪和耶律宗真时期（983～1055），辽朝进入封建社会，达到鼎盛，农耕生产推广到全国五个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生荒、熟荒一律实行垦耕。东京道，新设置一批州县，供奚人、汉人聚居，发展农耕。上京，临潢府也新设若干州县，实行农耕；统和十五年（997）“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品部”为契丹的一个大部族，分布在辽的广阔的西北部，在那里或实行屯田戍守，或营田实边，积谷饷军；重熙八年（1039）于长春州，开拓春耕区。中京，所辖十州和直割的九县大部分居民为“汉户”、“高丽户”或奚人，多数从事农耕，由古北口至中京（大定府）以北，散布着许多农耕区。

辽建国后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虽然与农耕区不断向北扩展的同时，广大的游牧区逐步退缩，并向固定牧场转化。但是自阿保机建国至耶律宗真150余年，仍然是：“群牧之盛如一日”。以契丹族为主的州县和旷地设置大批牧场，畜养马、牛、羊、蛇、豕等。它同农耕生产一样，是另一个庞大的生产部门。牧场分“官有”和“私有”，所有牧场和牲畜设置了一系列的管理机构专司其事。

农业区主要在南京道和西京道的南部，以及东京道的辽阳府等。南京道为辽的农业中心，这个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生产黍、稷、粱、麦、麻、桑、柘、蔬、果等，普遍饲养牛、羊、猪、鸡、兔等。使用铁农具，有犁、铧、耘锄、镰、手铲、耪、铡刀、草叉等，其形制与北宋的无大差别。原渤海旧地为辽的另一农业中心，农具中的铁锄由锄板和锄钩两个部件组成，与近代铁锄很相似。

农牧交错区主要分布在中京道、西京道北部、上京道中东部和东京道南部。这类地区相当广阔，建立了许多州县，或头下军州，契丹人从事畜牧，汉人和其他少数族人“分地耕种”，种植方法，因地起垄，种在垄上，以利于提高地温和防止吹沙覆盖。作物有黍、稷、大小麦、豌豆、荞麦等。契丹破回鹘得西瓜，在其境内种植，播种时以牛粪覆盖，借以保温和防止水分蒸发。

牧区主要在辽的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气候条件严寒，仍以游牧为主，但结合屯田戍守和营田实边，也散布着一些农耕点，治田积谷，以给军饷。畜牧技术比较粗放，马的繁殖、调教，强调“遂性”，主张“一分喂、十分骑”。战马牧养，常选数万匹“于雄、霸、青、沧间”，强行“越界放牧”，以锻炼其适应性，另选数万匹四时游牧，“以备燕云缓急”，复选一部分分地牧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