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广泛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概括历史悠久的中国农业在耕作栽培技术方面的优良传统，如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三宜耕作、耕耨结合、加强管理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在耕作制度上实现了由轮荒耕作制向土地连种制的过渡，并在土地连种的基础上创始了轮作复种制。《管子·治国》中所说的“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中所说的“一岁而再获”；《吕氏春秋·任地》中所说的“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等都可解释为当时已经产生了轮作复种制。此期在耕作技术上积极倡导深耕细作和三宜耕作。《孟子·梁惠王上》中的“深耕易耨”；《管子·小匡》中的“深耕、均种、疾耰”；《庄子·则阳》中的“深其耕而疾耰”；《国语·齐语》中的“深耕而疾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吕氏春秋·任地》中的“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等等，都说明当时对深耕细作的高度重视。《吕氏春秋·辩土》中所说的：“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就是因土质不同定耕作时宜的经验总结。《吕氏春秋·任地》中所说的“上田弃亩，下田弃畎”则是因地势不同，定耕作方法的经验总结。此期还对垄作耕法的理论与技术进行了初步总结。如高田旱地放弃垄台而种垄沟，低田湿地放弃垄沟而种垄台的经验总结，为创造凹凸不平的微地形差异，平地势以免旱涝奠定了理论基础。“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的经验总结为垄的外部形态提出了明确的标准。“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地坚”的经验总结，为垄体的耕层构造，提出了合理的要求。这一时期在改进栽培技术上还提出了“无与三盗任地”的理论，为实行合理密植和等距全苗奠定了理论基础，此期在耕作栽培技术上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形成了耕耨结合的耕作体系。如战国时期有许多文献都是耕耨、耕耰或耕耘连称的。这里所说的“耕”通常指播种前的基本耕作，而“耨”则指的是作物生育期间的中耕除草。使耕和耨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气候变化的季节性和作物生育的阶段性有较大的适应性。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轮作复种制有了初步发展，在北方初步形成了以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为主要形式的两年三熟制。《氾胜之书》种麦条中所说的“禾收，区种”；《周礼》郑注中所说的“芟刈其禾，于下种麦”，“芟夷其麦，以其下种禾豆”等，就是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两年三熟的写照。在南方则创始了双季稻和麦稻两熟的种植制度。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中所说的：“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在中对这一时期合理轮作的理论与技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贾思勰认为多数作物需要合理轮作，如“谷田必须岁易”；“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稻无所缘，唯发易为良”等。谷子所以需要轮作，是因为谷子在连作时“莠多而收薄”；麻所以需要轮作，是因为麻在连作时有“点叶夭折之患”，稻所以需要轮作，是因为稻在连作时“草稗俱生，芟亦不死”。由此可见，农作物实行合理轮作是消灭杂草，减轻病虫危害，提高产量的需要。《齐民要术》确立了豆谷轮作的格局，并且分析与研究了多种作物前后作的关系之后，认为豆类作物是谷类作物的良好前作。如谷、黍、穄等的前作以小豆、绿豆、大豆等为好。反之则认为豆类作物的前作以谷、麦等谷类作物为佳。现代科学证明，豆谷轮作是实现用养结合的重要途径之一。《齐民要术》还为绿肥轮作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贾思勰称绿肥轮作为“美田之法”，认为“其美与蚕矢熟粪同”或“其美与粪不殊”，而且使用绿肥还有“又省功力”的好处，并提出了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菜类作物与绿肥作物的多种轮作复种方式。这是中国能长期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人们还创始了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汉代的《氾胜之书》中首先总结了瓜豆薤间作套种的经验。《齐民要术》对间作套种的理论与技术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桑间种植小豆、绿豆具有“二豆良美，润泽益桑”的优点；认为大豆地不宜间作麻子，因为这种间作方式有“扇地两损，而收并薄”的弊端。从而为实行合理间作套种，选择适宜的间作套种组合，利用植物种间互利因素，避开植物种间互相抑制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间作套种技术上，当时已有桑间种植芜菁、桑间种植禾谷、桑间种植二豆、麻子与芜菁间作、葱与胡荽间作等多种方式。这一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的重要进步，首先是随着大型三角犁铧的使用，特别是犁壁的发明，以及耙耱的创始，为实行翻耕法三位一体的旱地耕作体系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其次是垄作技术也有显著的提高，如耕地作垄、耧耩作垄和犁作垄等多种垄作形式的采用，将垄作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从而使中国在耕作技术上进入了垄作与平作并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深耕细作和三宜耕作的经验又有新发展。汉代推行的代田法和区田法，都是深耕细作的典型范例。《齐民要术》在“务遣深细，不得趁多”的大前提下，总结了“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的新经验。在三宜耕作方面，总结了“强土变弱”和“弱土变强”，因土耕作的经验；《齐民要术》总结了因作物不同，采行不同耕法的经验。特别是大小豆“种”法的总结，为不耕而种，免耕播种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这一时期，在栽培技术上，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整体观念；在中耕技术上，提出了“欲得谷，马耳簇”、“凡五谷，唯小锄为良”的主张；总结了“苗出垄，则深锄，锄不数，勿以无草而暂停”这种深锄勤锄的经验。

隋唐宋元时期南方精耕细作技术的新发展。这一时期南方的多熟制有新发展。据唐代郑熊《番禺杂记》记载，当时广州地区早晚两熟的双季稻似乎已经相当普及，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中记载的云南地区的稻麦两熟，也占有相当比重。另外，从唐白居易描写的苏州和元稹描写的岳州农村情况的诗篇中，也反映长江中下游地区稻麦两熟的情况也占有一定比重。宋代，封建官府在调整作物布局和品种布局方面采取的号召江南各地“益种诸谷”，在两浙推广“占城稻”的措施对南方多熟制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还总结了稻麦、稻豆、稻菜两熟的经验。这一时期，间作套种的理论与技术也有新发展。陈旉《农书》在总结桑苎间作经验时指出：“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在施肥时“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在认识上较前要深入得多。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稻麦轮作复种制的发展，在耕作技术上逐渐形成了水旱轮耕体系。在水田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耘的耕作体系；在旱作方面，于稻后种麦时，形成了“开垄作沟，沟沟相通”的整地排水体系。从而使水旱轮耕成为水旱轮作田完整的耕作体系。这一时期，南方水田的耘田技术有新发展。陈旉《农书》专辟“薅耘之宜篇”对此进行了系统总结。

明清时期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已定型。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双季稻栽培更为普遍。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南方平原，田多两栽两获者”就是证据。此期的双季稻有双季连作稻和双季间作稻。据的记载，当时浙东的温州、台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以及福建等地，属于以双季间作稻为主的地区，而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则属于以双季连作稻为主的地区。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稻麦、稻豆、稻菜两熟也有较大的发展，并在部分地区扩大了三熟制。此期，北方地区，除了普及了两年三熟制以外，在山东、河南、陕西的南部地区还发展了一年两熟制。明清时期的间作套种也有较大的发展。当时除了双季间作稻之外，稻豆间作套种、麦豆间作套种、麦棉套种、棉花玉米芝麻的间作套种，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的间作套种、粮菜的间作套种等等，使间作套种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的耕作技术同种植制度相适应，发展了轮耕制度。在南方地区同间套复种相适应，发展了耕耙耖耘和免耕播种相结合的轮耕制度；在北方和麦豆秋杂复种轮作两年三熟制相适应，发展了耕耙耱压和铁茬播种相结合的轮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