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外国工业品和国内新式工业（包括外资企业）瓦解个体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将广大农民卷入国内外市场的历史过程。自然经济是指生产者不借助市场交换，在本经济单位内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自给自足经济。鸦片战争前，城乡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自然经济开始分解，但仍占主导地位。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加紧资本输出，在中国直接投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国内资本的新式工业也开始兴起，逐渐破坏了作为自然经济支柱的家庭手工业，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使农村自然经济明显解体。

以家庭成员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耕”和“织”的分离是近代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元代以后，棉花逐渐取代丝、麻，成为最主要的纺织原料。这时的“耕织结合”主要是粮棉生产和棉纺织手工业的结合。明清时期，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朝着普及和专业化两个方向交错发展。但是，由于自然和社会等条件的限制，总有一部分农户不可能自己植棉和纺纱织布，需要从市场买布做衣。鸦片战争前后，这些农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一半。同时，在福建、广东、四川、云南等非植棉区以及其他地区，出现了一批非棉农纺织户，一些地区有了棉花商品市场，植棉与纺织已部分分离。至于棉纱，这时仍是自给性生产，极少投入市场，纺和织的结合十分紧密。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以降，洋纱、洋布进入中国市场，部分取代土纱、土布。但起初主要限于商品土布和用商品棉纺的自用土纱，对自种自纺自织自用的家庭棉纺织业尚未构成威胁。甲午战争后，一方面，进口纱、布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设厂制造，国内资本的机器棉纺业也同时兴起，从市场销售和原料供应两头给土纱、土布以致命的打击，加速了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败。

由于洋（机）纱和洋（机）布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手纺业和手织业遭受破坏的时间先后和程度大小也各不相同。当时洋（机）布的生产率比土布约高3倍，而洋（机）纱比土纱约高80倍。农民首先是用洋（机）纱取代传统的土纱。起初，织布户只以洋（机）纱作经纱，纬纱仍用土纱，以后发展为经、纬全用洋（机）纱。1860年前，洋纱占土布用纱量的比重不到1%，1894年增加到23.4%。此后，取代进程加快，到1913年，洋（机）纱比重达72.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纱、洋布进口减少，土布中的洋（机）纱比重一度下降。20年代后，再度回升，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洋（机）纱已占土布用纱总量的76%。剩余24%的土纱主要用于农民的自给布。这意味着农民家庭的纺织结合已基本分离。

洋布、机布取代土布的进程较为缓慢，也更不彻底。因为个体农户利用辅助和闲散劳力纺织自用布，几乎可以不计成本。同时，洋（机）纱的大量销售，本身就制约着洋（机）布对土布的取代。据统计，1840年进口洋布273万匹，占全国棉布消费量的0.46%，1860年为3.2%。1890年，国内开始机布的少量生产。1894年，洋（机）布占全国棉布消费量的14.2%，1913年增加34.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洋布减少；国内棉布消费中的洋（机）布比重有所下降。此后，虽然洋布进口继续减少，但国内机布产量明显增加，成为排挤土布的主要力量。机布、洋布所占比重回升，到1936年已达56.8%。这时全国棉布消费中，商品布约占90%，自给布约占10%。原有的耕织结合趋向解体，但很不彻底。洋（机）所取代的主要是土布中的商品布。至于自给土布的绝对量，缩减有限，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有所增加。这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顽强性。

鸦片战争前，某些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进入近代，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对外贸易的扩大，出口农产品数量增加。丝、茶更是出口大宗，1840～1894年间，丝和茶的出口量分别增加8.3倍和3.3倍。由于厂丝出口，出现了蚕茧市场。道光年间以后，漕粮部分改征折价，某些地区的也部分为或折租所代替。这些都是以农产品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为条件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急剧扩大和深入，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加快，出口农产品，如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桐油、牛羊皮、鲜蛋等，相继被卷入世界市场，甚至以出口为主。随着国内机器棉纺织、面粉、卷烟等新式工业的兴起，棉花、小麦、烟草的市场销售量也不断扩大。

在对外贸易和国内新式工业的刺激下，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扩大，形成了若干大小不等的专业性种植区，出现和发展了经济作物区和粮食作物区之间的粮食交换。加上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粮食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了。据统计，1840年的粮食商品率为10%，1894年增至16%，1936年达29%。整个农林牧渔产品中的商品比重，1920年为37.6%，1936年增至43.9%。农民向市场出售的产品比重在提高，向市场购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数量也在增加。据1921～1925年对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7省17处的抽样调查，农户收入中现金占58.1%，实物占41.9%，支出中现金占47.6%，实物占52.4%。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明显加强了。

近代出现的自然经济解体，不是中国经济自身的正常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农产品出口，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因而是畸形的。农产品的商品化带有很大的选择性，商品率较高的主要是大豆、芝麻、桐油、蚕丝、花生等西方国家需要的农产品，以及棉花、烟草、小麦等少数几种同时充当国内工业原料的农产品。其他农产品，特别是稻米、玉米、高粱、谷子、甘薯等大面积种植的粮食作物，商品率很低，仍然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农民从市场购买的生产、生产资料，除铁器农具外，则主要是洋（机）布、洋（机）纱和煤油。在部分地区，农民购买煤油照明，而出卖原来用于照明的桐油、菜籽油、桕油、白蜡等，构成市场交换的主要内容。

自然经济的完全解体，最根本的标志是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农工结合体的瓦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还远没有达到这一步，自然经济的解体极不彻底。由于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发达，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很少，再加上人口的巨大压力，困守小块土地的农民，既不能离开农业，又不能完全靠农业为生，只好以工补农、以副补农，千方百计维护农工合一的家庭经济结构。洋（机）纱排挤土纱，农民就购买洋（机）纱织制土布，产生新型的耕织结合。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农工结合体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着农民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转变。为了购买和生存，农民也要向市场提供商品，但往往是以降低其生活水平为条件的。其最终结果不是商品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相反。在地区上，发展也极不平衡。通商口岸、大中城市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比较明显，其他地区，特别是交通闭塞的西北、西南大部分地区，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残酷破坏和野蛮封锁，一些原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自然经济解体明显的地区，又倒退到了自然经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