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村市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是农民同手工业者、城镇商人以及农民相互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是农产品收购的起点，国外进口和国内城市工业品销售的终端，是近代国内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农村市场由市镇、集镇和村市三部分组成。市镇是农村商贩、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人口最集中的场所；县区范围内的物资集散地或转运站，是农村市场的中心。一个县通常有二三个左右的市镇，县城往往是最大的市镇。集镇是定期进行农工产品交换的场所，是农村市场的主体，农村的大部分商品交换是在集镇上进行的。一个县通常有十多个乃至几十个集镇。村市是位于某些中心村落的季节性市场，只在某些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大量上市的季节才出现。农村市场分布的疏密程度，各地不同。集镇的贸易半径，短则三五里，长则几十里；贸易范围内的人口，从千人上下至数万人不等。近代时期，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市镇和集镇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市场的组织结构日趋复杂和完善。一些市镇、集镇的街道和交易场地扩大，店铺、坐商特别是外来流动商贩的数量增加，餐馆、旅店、车店、仓库、货栈以及轧花、榨油、打包、运输等产品初级加工和商业服务设施相继兴起。一直充当贸易中介的牙人、牙行，内部组织也更趋完善。业务扩大，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不少牙行除充当交易中介、赚取佣金和代收税款外，还代客买卖，或自行囤积、贩运。迟至20世纪，绝大部分农村市场仍停留在市集和庙会的间.歇性定期市场阶段，但在一些商业性农业和交通运输比较发达的地区，市集的间歇时间缩短，有的由定期市场变成了经常市场。近代农村市场一般都是综合市场，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专业市场，且有明显扩大和增加的趋势。

近代农村市场的外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农村市场是一种彼此隔绝和封闭的地方小市场，市场商品大多就地生产和销售。城市消费的农产品多来源于租税等非商业渠道，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也没有商品销往农村。城市和农村联系松弛。进入近代，随着对外贸易和国内新式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农产品的销售范围扩大。农村市场的对外联系加强，由于提供国内城市和国外市场的农产商品，不可能由农民直接卖给工厂或洋商，必须有一个由商人分散收购、集中转运的过程。这样，在农民就近出售产品的地方形成产地市场（通称“原始市场”）；在交通方便的铁路枢纽或江河口岸形成转运或集散市场；在大中城市和通商口岸形成消费或国内终点市场。农产品的交换由原来分散、封闭和产销合一的地方小市场演变为产地原始市场——中级转运或集散市场——消费或国内终点市场的三级市场结构。销往农村的进口洋货和国内工业品，也要经过上述三级市场，只是运行方向相反。农村市场作为原始市场或初级市场，被卷入了更高层次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网络。

近代农村是城市居民口粮、副食品和工业农产原料的供给者，又是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农村市场交换的商品，按产销场所大致分为六类：就地生产、销售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不同地区农村之间交换的农业、手工业和土特产品；销往城镇的农副产品；城市销往农村的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出口国外的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进口工业品。第一、第二类属于农村内部交换的商品，第三、第四类属于城乡之间交换的商品，第五、第六类是农村同国外市场交换的商品。近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四类商品，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数量和比重明显扩大。由于一些地区农业专业化和区域分工的发展，第二类商品也有某种程度的增加。第一类商品的比重则明显下降。

农村市场的商品品种，鸦片战争前，包括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类。前者以粮食、茶叶、水果、蔬菜、畜禽、药材为大宗；后者以棉布、食盐、陶瓷、农具、器具为大宗。粮食同布、盐的交换是当时农村市场交换的基本内容。由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农民出售的产品，既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品。二者大都是直接进入消费的制成品，生产原料很少。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等西方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丝、茶、糖等大量出口国外，开始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鸦片也成为农村市场的重要商品。先是进口鸦片从通商口岸运往农村市场，以后由于国内罂粟的大量种植，国产鸦片从农村市场流入城市。甲午战争前，出口农产品的种类不多，而且主要是制成品，不是充当工业原料。甲午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加强商品倾销的同时，开始在中国直接大量投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本国资本的新式工业也开始兴起，销往农村市场的洋（机）纱、洋（机）布、卷烟、煤油、火柴等工业品增加。洋（机）纱、洋（机）布在数量上逐渐超过土纱、土布。随着西方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对中国农产原料需求的增长，充当工业原料的蚕茧、大豆、鲜蛋、桐油、花生、油菜籽、烟草、牛羊皮、猪鬃等农产品自农村市场纷纷输往国外，农村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工业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供给外资和民族工业原料用的棉花、烟草、小麦、蚕茧、鲜蛋等农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开始了工业品和农产原料的城乡对流。同鸦片战争前相比，农村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是明显的。但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在内地一些偏僻落后地区，变化很小。也有部分地区，进口的和国内的工业品取代了原有的家庭手工业产品，但这些地区没有或很少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销往城市，形成城市对农村的商品单向流动，导致这些农村金融的枯竭。

参加近代农村市场商品交换的成员十分复杂，既有农民、手工业者、贫苦小贩，也有城镇商贾、兼营商业的地主豪富、城市工厂和外国洋行的代理人，还有牙人、牙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经纪人。按交换者的身份，交换大致分为：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就地销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多是在这种形式下交易的。近代时期，这种落后的交换方式，其重要性已日趋下降，但在一些内地偏僻地区，仍占主导地位。②农民、手工业者同贫苦小贩、集镇店铺以及其他流动商贩之间的交换。销售农村的洋货、城市工业品，运往外地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一部分销往城市和国外的农产品，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换。③农民同城市工厂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交换。交换的商品是工业用农产原料。④农民同洋行买办或其他代理商之间的交换。交换的商品主要是出口的农副产品。⑤农民同国民党及其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出现于30年代，交换的商品是茶叶、蚕丝、棉花、烟草、食糖、粮食等。同商品结构的变化相联系，在大部分农村市场，第一种交换已不占主要地位，第二、第三、第四种交换则明显扩大。

牙人、牙行仍是近代农村市场交易的重要中介，牲畜和其他较大数量的农产品交换，一般都是在他们的参与下进行的。其交易方法，一种是买卖双方不见面，由他们从中联系、说合；另一种是买卖双方当面议价，牙人或牙行从中协调。成交后由他们过解、过秤，赚取货物零头和佣金。也有部分牙行代客买卖，甚至自行贩运。

近代农村市场的绝大部分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但在某些偏僻落后，或农村金融匮乏的地区，一直存在着以物易物乃至物物交换的残余。在国民党统治后期，部分地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还一度扩大。从银货交接程序看，农村市场有现货交易和预购（卖）两种交换方式。前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最基本的交换方式；后者是在农产品收获前，由买主预付全部或部分价款，收获后再行交货。具体办法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商人、高利贷者贷款给农民，作为预购款，收获后以产品抵偿；二是农民向商人赊购货物，秋收后以农产品折价归还。不管哪神方法，农产品的价格都远低于市价，因而兼有高利贷剥削的性质。近代，随着农民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预卖制日益普遍。愈是商品性强、对市场依赖程度高的农副产品，愈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农产品的预卖愈广泛，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农产品交换的基本方式。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近代农村市场商品的价格体系比较复杂。商品价格的形成和变动，大致有四种情况：①小生产者之间直接交换的农副产品，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但因商品的流通范围小，同类商品的地区差价大。②销售外地的农副产品，其价格部分地由市场调节，但受到人为的严重干扰。地主商人的囤积、垄断，封建政权的税捐苛敛和地区封锁，阻碍着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商品价格往往暴涨暴跌。丰歉差价、季节差价、购销差价、地区差价极其悬殊。③出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品以及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完全依附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据对粮食、糖茶、金属、纺织原料和杂项等五类15种基本商品（其中11种商品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市场）的统计，1871～1936年间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与美国同类产品基本一致。这是近代农村市场半殖民地、殖民地性质在商品价格上的反映。④国民党政府30年代实行统制贸易的部分农产品，其价格完全由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决定，根本否定了市场调节。

近代，农村市场在价格方面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对外贸易和国内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所谓不等价交换，是指一方价格高于价值，或另一方价格低于价值，或二者兼有。鸦片战争前，农村市场的商品交换主要在小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的多数产品，买卖双方或均能自己生产，或熟悉生产过程和技术。因此基本上属于等价交换。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不等价交换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特征。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中国农村丧失了价格决定权。不仅出口国外的农产品和在农村销售的西方工业品，价格直接由国际市场决定。即使在农村销售的一些国内工农业产品，其价格也为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所左右。帝国主义凭借其本国的经济优势和在中国的政治特权，总是把它们在中国销售的工业品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而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价格则被压低到价值以下，愈到后来愈严重，形成一种剪刀型发展趋势。进出口商品价格剪刀差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起初，西方工业品遇到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顽强抵抗，只能以廉价倾销打开市场；中国出口的丝、茶等农产品尚无外国对手，剪刀差还不明显。19世纪末，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强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品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而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无明显改进，国外又出现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同类竞争品，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更加处于劣势，剪刀差明显扩大。20世纪初的20年间，剪刀差扩大了32%。此后短时间内略有缓和，30年代复又加剧。最严重时扩大到84.2%。以前用一吨产品换来的进口货，这时要用将近两吨来换取了。对外贸易价格上的剪刀差，又导致了国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和扩大，加深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同时，由于洋行买办和商人的层层盘剥渔利，农民在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中所得份额很小，农民的所得价格与所付价格之差愈益悬殊。这种不等价交换，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导致了农民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和农业生产的萎缩，并反过来从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方面抑制了国内工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