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关中农区，是指介于秦岭与陕北高原之间渭河平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主要农区之一，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中地区迄今最早的农业遗存发现于距今7000年前后的老官台文化。其遗址多位于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三角台地上，植被疏松、土层深厚，出土农具有垦荒的石斧，收割禾穗的石刀、石镰，加工粮食的杵臼、磨盘、磨棒等，尤以翻土用的磨制石铲加工最为精细，表明生产技术重点已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上。

关中盆地是距今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当时关中的原始农业以旱作的粟为标志，西安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菜籽。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及围栏遗址表明，当时已经驯养猪、狗、黄牛、鸡等禽畜。农具有石、骨、陶质的斧、、锄、铲、凿刀、磨盘、磨棒、杵臼等，、全本质或复合的耒耜可能是仰韶早期的主要翻土工具。临潼姜寨出土的石铲，通体磨光，体形较薄，刃部锋利，上部平齐有装柄痕迹，下部尖锐，与今日之铁犁铧极为相似。

继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分布于关中东部的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农业工具有新出现的半月形石刀，大型石铲、石镰等。主要分布在关中及某陕北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里有用家畜下颚骨制作的骨锄。随着农作物产量增加，收割工具大量出现，龙山时期已经发明凿井技术，人们开始向远离水源的更高陆地定居，促进了农业地域的扩展。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华夏族主体的炎帝和黄帝集团曾长期活动于关中地区。炎帝因其较早从事驯化动、植物的农业活动而被尊为农神，其后裔由姜水向四方发展，大多和农业有关。留居关中的姜姓部落与姬姓的同族是姻亲，曾把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传授给周人。传说黄帝顺四时之宜而播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蛾，有许多发明创造，炎黄传说与仰韶、龙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和文化面貌大体吻合。

先周农业之崛起，是关中地区原始农业持续发展的结果。相传周人的祖先弃，擅长于农耕，被尊为。周人早期经营农业的有邰、豳、岐阳等地均在关中西部，介于半坡、北首岭诸著名遗址之间。关于农业开发的大致趋势是沿泾渭及其支流所切割的台原逐步深入，然后由原及隰，自西向东发展。考古发掘表明，先周文化是在关中西部客省庄二期双庵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著青铜文化。集中分布于漆水流域。先周关中农业上承原始农业之余绪，下开传统农业之先河，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过渡时期。

西周时期，关中以宗周所在，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西周徙都沣、镐低隰之地，特别注重农田沟洫系统建设。十分规整地划定田块疆界，注意畎亩方向和日照。在这基础上，耦耕、垄作、条播、中耕以及选种、治虫等农业技术陆续出现。周金文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土壤保肥及休耕技术，凡涉及田土的移付、租让，已能判别其燥湿高下，肥硗荒熟。已有嘉种、早熟、晚熟诸概念。作物除黍、稷、菽、麻、麦外，稻亦列入宴享荐尝。金文中有专管稻米加工的官吏。人工灌溉亦已萌芽。见诸记载的生产工具有耜、、、、等，其中钱、镈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中耕农具。关中出土的青铜农具则有、斤、铲、等，形制和商代同类器物相似，但数量却有所增加。从《诗经》等文献看，当时牛羊成群，实行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精粗饲料搭配适当，牝牡交配合以时。植桑养蚕，已有蚕箔编织、桑枝修剪、缫丝织染诸技术。园艺业已脱离场圃同地的发展阶段，可以肯定为人工栽培的有韭、芸、葵、瓜、笋等蔬菜；杏、桃、枣、檖、李、梅等果树。

西周建国，关中的姬、姜诸姓随分封自西而东，把周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传播各地。周都东迁后，秦人主关中，历时560余年，于该区农业畜牧业均有建树。秦人初据岐西之地，承袭周余民先进的农耕文化和生产技术，奠定了西北农牧区的基础，促进了关中北部的农业开发。秦国是中国最先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凤翔雍城秦公大墓出土铁农具10余件，皆为脱碳铸铁，冶铸技术甚高。与农相关，秦德公（公元前677～前676）时发现伏日，对关中农区雨季与高温期同步的气候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秦宣公（公元前675～前664）时初志闰月，在历法上使用阴阳合历，以避免历法与时令的误差。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时相畜术相当发展，出现伯乐、九方皋诸相马名家。当时雍地粮食丰足，甚至还能救济晋国的灾荒。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迁都咸阳。这一带地固泽卤，农业生产水平不及关中西部。秦人东略，以畿辅所在，加快其开发进程。他们行耕战之策，用徕民之术，吸引三晋之民耕垦荒地，着力于泾渭下游泽卤之地的改造，建成有名的郑国渠，开创了关中的大型水利灌溉事业。至此，关中东西农业水平接近，关中农区成型。商鞅之后，秦人农业生产知识开始向系统化、理论化发展。以《吕氏春秋》“上农”四篇为标志（见），大致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代表了当时农学的最高水平。

汉唐是关中农业极盛时代。汉初强干弱枝，徙实关中，时人已感到“地小人众”，泽卤高仰之田都被开发利用，汉武帝时在关中推广冬麦，以黍稷为主的生产结构发生某些变化。汉时行于关中的、，通过集约使用水肥，局部，夺取高额丰产。氾胜之总结三辅地区农业生产经验，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旱锄旱获”，标志着中国北方传统旱农耕作体系形成。汉代关中传统旱作农具逐渐完备。考古出土的犁铧形制多呈舌刃梯形，犁镜设计，有向一侧翻土的棱形，亦有向两侧翻土的马鞍形。轻小者垦耕熟地、犁廉耕细；巨重者开沟筑渠，数牛牵引。比当时关东广泛使用的V字形铁口犁铧要进步得多。首先出现于关中的三脚耧犁，加快了播种速度，将开沟、下种、覆盖诸工序一次完成，可谓巧便和土、保墒的盖耱工具。中耕用的六角铁锄、曲柄铁锄，均已出现。长安洪庆村出土的汉代钩镰，印证了的有关记载。汉代关中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形成高潮。汉武帝遣内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傍高仰之田，开白渠引泥灌淤，以长禾黍。此外还有成国渠、灵轵渠、、渠以及兼有航运灌溉之利的漕渠，形成关中地区水利网。汉穿龙首渠用井渠法，以后传至西域。汉代，随着民族、地区、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许多新的畜禽品种、作物资源、生产技术传入关中。汉武帝时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用以改良秦河曲马贏（骡）、驴、驼衔尾入塞”，出现了最早的相马铜式。黄瓜、大蒜、胡荽、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柑橘、荔枝、龙眼、甘蕉、枇杷、橙、槟榔、橄榄诸南方果木，则在皇家苑圃中利用优越的人工管理条件进行转植试验。许多物种经过引种驯化，成为关中地方名优产品。

两汉之交，关中农业遭到严重破坏，田多荒芜，以至用铲䦆去林木株蘖、火耕流种。上林苑囿，变成屯田所在。至安帝时（107～125），三辅渠系渐得修复、扩建，西汉时人口相对稀少的云阳等地，亦已筑渠溉田。当时关中东部以地近全国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人口较多，生产发展。西部以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徙西羌于三辅，加上氐人早就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民族构成复杂，产业发生某些变化，“民人多不专于农殖”。

汉末战乱，关中农业又一次遭到破坏，但在三国曹魏政权管辖下，生产获得一定程度恢复。钟繇（151～230）治关中，招抚流亡，民户稍增。颜斐为京兆太守，令百姓畜猪狗，卖以买牛，几年间编户皆有车牛。其属县“整阡陌，树桑果”。魏太和二年（228），卫臻开成国渠，上承汧水，至此，关中四大水系（泾、渭、洛、汧）都用诸农田水利。扶风人马钧改良翻车、织机，被誉为天下名巧，有利于农业灌溉和蚕桑发展。

三国至北周，少数民族大量徙入，几占关中人口一半。由游牧、半农半牧，转入农业经营。他们的迁入弥补了农业劳动力的不足，调整了当地传统的生产结构。畜牧、桑麻得以发展，驴骡诸畜广泛用于生产运输。其氏族公社时期的民主因素给中原既有的生产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尤以之推行，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耕农阶层，为隋唐关中农业经济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当时关中农业可以称道的有：前秦苻坚（338～385）行汉化、励农桑，推行区种。粮食作物中，小麦种植有了很大发展，桓温（312～373）北伐，指秦麦以为粮。苻坚、贺兰祥、宇文邕（543～578）等凿泾水通渠引渎，置六门，富平诸堰，重开龙首渠以溉刚卤之田。武功苏绰（498～546），主持西魏（535～557）大行台经济行政多年。他强调不违农时，主张均平赋税。除重视大田生产外，又注意教民种桑、植果蔬、畜育鸡豚。

黄河流域旱农耕作体系成熟于魏晋，行之于隋唐。大业（605～618）年间，关中民户约达50余万，地属狭乡。唐时每丁受田30亩左右，蓝田一带“瘠土皆垦凿，禾黍入寒云”，山田已在开拓利用之列。农业生产向精细化发展。政府鼓励复种，大历五年（770），京兆府夏税征收超过秋税，表明以小麦为中心的种植制度已在关中普及。关中稻作虽仍有相当规模，但已感到其生产入不敷出、劳人费时。由于当时豪富竞相建造碾硙，灌溉面积大为缩小，田间耕作，十分注意整地与中耕除草两个环节，把防旱保墒放在首位。早春进行顶凌耙耱，切断毛管水运行，这是在前代生产技术基础上的一项重大发展。钐是新出现的收割工具，日收十亩。

隋唐时期，关中畜牧、蚕桑、园艺业与农业同步发展。隋有马、牛、羊、驼、骡、驴专用牧场，在沙苑牧地设羊监。唐初于沙苑赤岸泽鸩括残骑，得牝牡3000，徙之陇右，40余年间至70余万匹，玄宗（712～756）时岐邠泾宁四州分置八马坊，其中六坊在关中西部。唐重视引进异域马种，史称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建立人工饲草基地，莳茼麦、苜蓿以御冬。中唐以后，关中私人养马甚多，建中元年（780）曾市关辅牝马3万以实内厩，眉县山内，郭子仪（697～781）“尝用息马多至万蹄”。沙苑羊乃同羊祖先，育成于唐代，是当时最好的肉用羊。沙苑监养猪甚多，大历十四年（779）曾以沙苑豢豕3000给贫民。至于牛驴诸畜，广泛用于耕地、挽役，官私豢养量都很大。唐代园艺技术相当发达，园艺著述有咸阳王方庆《园庭草木疏》21卷。当时蔬菜计有葱、韭、蒜、姜、葵、竹等、苜蓿、藕等。还有从尼泊尔引进的波棱菜、浑提葱。内廷专设温汤监，利用屋庑温泉栽培冬用菜蔬。关中葡萄栽培始于汉代，西魏北周时“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唐华原（今耀县）“有蒲萄园官”。

隋唐时期关中水利，除传统灌溉渠系的修复扩展外，首次在该地区引黄灌溉成功，反映唐代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唐郑白诸渠以碾硙发展，灌溉面积下降，而溪谷泉薮小型灌渠的开凿利用为关中农业的发展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唐代关中灌溉制度及灌水技术相当进步。关中渠堰曾由中央都水监派员管理，斗门渠长“专知节水多少”，制定了“灌田自远始、先稻后陆”的行水程序。

唐代关中广设碾硙，利用水流落差作动力，甚至能“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这是当时较为先进的粮食加工机械，反映了农业尤其是麦作业高度发展。它表明粮食的生产与加工分工扩大。

唐代关中人口约320余万，京师耗费巨大，而漕运量大体与汉代相同，天宝年间约为250万石。安史乱后，大历年间运入关中的粮食只有40万石。关中是朝廷的主要赋税供给区之一。关中又是朝廷大规模和籴、折稔的地区之一，以至可以权停关东漕运，说明百姓储粮甚丰。

宋代至清代关中农业屡遭战争破坏，但仍不失为全国重要农区之一。关中生产技术日趋精细，农学理论达到了较高水平，棉花、玉米等新作物相继引入。

宋初，经唐末五代战乱破坏后，关中农业以因其基础优良而得以较快恢复。小土地私有者普遍发展，农业人口明显增加。嘉祐（1056～1063）间凤翔仓粟可支十二年。治平（1064～1067）初，“长安钱多物贱，米麦斗不过百钱，粟谷半之，猪羊肉三四十钱一斤，鱼稻如江乡”。

北宋中叶，张载（1020～1077）等还致力于关中水利事业。张载在郿开井田、孔公二渠，后来谢绶（明）、梅遇（清）多予修葺，成为关中地区最具特色的小型灌溉系统。游师雄（1038～1097），于泾阳、栎阳等地引泾渭溉田，又在陕府以西兴修水利，灌田万余顷。

宋代关中农田水利多集中于泾水系统，丰利渠将引水渠口上移，渠深下水面五尺，无修堰之弊。渠口以石砌成，设静浪、平流二闸，为分洪、澄水之用。并有中、低、高测水水则。根据进水口各种过水水文条件及结构尺寸所刻，用于了解水情，控制进水，确保渠道安全。丰利渠除沿用唐旧渠外，继续向北发展，沿途收纳北山清、冶、浊、漆沮诸水。或陷木为柱、密布如棂；或埋石地下，中空如棚，旱时不舍涓流，雨时防洪防沙，反映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仁宗（1023～1063）、神宗（1068～1085）时代不断修治，溉田约达3万余顷，接近秦汉水平。

金元时期，关中地近蜀，是军粮重要供应地，统治者注意恢复该地因战乱而残破的农业生产。金朝曾在关中开渠溉田，修复三白、龙首等渠，募民屯种，贷放耕牛、种子。由于关中农业恢复，金末一度徙诸州屯军及家属到此就粮。元军进入关中，立即科民牛具，开垦凤翔屯田，以供征蜀军需。至元十一年（1274），曾把泾水沿岸数千顷牧地分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岁入粟麦十万石，刍稿百万束。后来又将盩厘、泾、邠、乾及安西王属县的闲田设官屯种，由于大量荒地、牧地垦辟，世祖忽必烈（1260～1294）时已谓关中麦盛于天下。

金代关中作物，除粟麦外，荞麦种植比较普遍。关中植棉，见于元初颁行的《农桑辑要》，棉种为草实如茧的非洲棉。关中日后成为全国重要棉区，肇始于北金代。关中农具形制，与北宋中叶以后状况相近，种类则明显增多。犁具比较重大，部件完整。还出现两牛牵引的四脚耧。陇县等地有铡刀、垛铲等出土，反映当时耕作、畜牧技术比较精细。唐代出现于关中的麦钐，到元时钐、绰、笼结合为配套的收麦器（见）。

金代，黄河流域有《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韩氏直说》等小型农书出现。其中所记技术，有些出自陕西。专讲关中及附近地区农业生产的，有《秦农要事》。这些农书曾为《农桑辑要》、引述。

元代曾多次整修关中泾渠，李好文（约1290～1360）在任陕西行台治书时著《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引泾灌溉专史。

明清时期，关中耕地面积最高曾达3200多万亩。除了周边缘山各县，泾渭沿岸传统农业生产区土地垦殖率高达50%～70%。明代西北疆防内缩，关中产粮大县以东部居多。各种作物形成地域种植特点。其中水稻主要集中在渭河南岸、秦岭山麓冲积扇前缘地带；麦类遍布于全区的川原各地；南山多有玉米、北山广种黍稷；棉花主要分布于关中东部；种桑养蚕多在豳岐故地。农田水利方面凿井灌田出现高潮。雍正十年（1732）王心敬著《井利说》，主张凿井救旱。崔纪、陈宏谋巡抚陕西、大兴井利，大荔、朝邑、蒲城、富平等地至今赖之。传统农具结构趋向精细，一器多用。《知本提纲》强调犁有大小深浅不同，宜因土用之；认为应视墒情而选用不同耧铧。明清时陕西新增的中耕农具名曰漏锄（露锄），比常锄小而有一窗形空隙，锄草而不翻动土皮，锄后地面平整且利于保墒防旱。王徵（1571～1644）译著介绍远西奇器，其中多农耕、水利诸器，开传播引用西方农器之先河。

明清关中农学理论出现了理学化倾向。兴平杨_（1698～1794）的《知本提纲》论及农政、农学以及农场经营管理，结合北方旱作特点，提出浅一深一浅耕作程式。指出水、肥是关中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施肥三宜理论。从理论上对中耕等农事技术进行论证，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科学在西方科学传入前所达到的理论水平。

明清时期，为关中作物结构与布局的又一重要变化时期。棉花种植逐渐普及，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等经济、高产作物相继引入。据嘉靖《陕西通志》征布数额推算，关中棉田约占耕地面积的1/28，泾阳高达1/3。韩城等地以种棉故，粟麦仰赖外地运入。嘉庆以后咸阳成为关中以至西北地区重要的棉花集散中心。左宗棠（1812～1885）任陕西总督，刊《种棉十要》并《棉书》、棉花“关内渐遍、近为出货大宗”。洋籽棉种引入关中，逐渐形成同羌固棉、灵宝棉、峻山棉等名优品种，深得郑（州）、沪客商喜爱。关中引种玉米，其始在南部浅山，且多春播，进入渭河平原后逐渐演变为夏播作物。乾隆十年（1745），陕西巡抚陈宏谋发动种甘薯檄谕多件，对于甘薯之推广，起了相当作用。时谓“芋之收倍于稻，薯之收倍芋”。玉米、甘薯的种植，正值关中人口激增时期，使民食问题暂得缓和，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作物构成的变化，使关中种植制度发生相应改变。棉花、烟草、花生、甘薯，进入换茬轮作系列，使经济作物比重呈渐增趋势。玉米作为高产作物的复种秋作，开始与固有的黍、稷、荞、菽并存，并且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逐渐形成小麦、玉米两熟种植。

明清关中农村商品经济相当发展。一些商人开始经营粮食买卖，他们开设粮铺，收售粮食，积累资金后投资于土地，以土地为粮铺之固定资产，以地租补充流动资金。另一些经营地主利用关中优越的自然条件、精细的生产技术，进行粮食生产。在人口增加、粮价上涨的形势下，“粜麦使钱”、“诸凡之费，莫不取给于一耕”。清末，关中棉花开始替代小麦成为大宗输出产品，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棉花贩运的商户。棉纺业发展，以前甚为兴盛的标布贩运渐趋冷落。大荔、临潼等主要棉区，出现“翻纺”记载，四五口之家，可终岁不买布而著衣不尽。明清时期关中许多地方名优产品形成。朝邑盛产杏桃梨枣，许多农户“植果倍于树谷……上输租税，下而富室”。临潼韭黄，利用温泉灌浸，上市较早，远销西安。兴平桑镇产的辣椒皮厚油大，驰名关中。烟草则以富平美原镇所产美原烟著名。秦川牛、关中驴、陕甘大骡除农家自用外，“岁售晋豫燕鲁，为数亦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