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世纪至前1世纪，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屿及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古希腊人分布与生活定居地区的农业生产组织与技术的发展变化过程。

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古希腊可分为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城邦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4世纪）及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末～前1世纪）三个阶段。城邦时代又可分为兴起（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发展（公元前5世纪）及衰亡（公元前4世纪）三个时期。

当时的社会，氏族部落盛行，以家庭为基础组成氏族、胞族及部落，部落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但随生产力的发展及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部落首领愈来愈拥有更大的权力。到荷马时代后期，部落的管理机构已开始向国家统治机关过渡。根据近代考古发掘，已证实这一时期有了铁器。使用的农具有犁、锄、铲和镰刀等，犁用双牛牵引，已能用来深耕。栽培的谷物有小麦、大麦等。种植谷物的土地每年需要耕翻2～3遍，为了恢复地力采用隔年休闲的二圃制。收割用镰摘穗，再以役畜践踏禾穗来脱粒，加工则用杵、臼等器物。此外还适当种植些葡萄与牧草。畜牧业如马、牛、羊、猪等已由专人成群饲养，牲畜、皮革还和铜、铁一起充当物物交换的媒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开始出现。遍布各地的农村公社把土地分成小块份地，分配给各个家庭耕种。有权势的逐渐成为贵族，占有较多和较好的土地，并从事经营田园和牧场。失掉份地和脱离公社的，则外出为佣工或沦为乞丐。氏族贵族有时雇工并使用奴隶，奴隶来源多是战俘或被劫掠的。男奴放牧，女奴从事家务，当时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奴隶，还为数不多。

城邦时代的农业城邦（即城市国家）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一片的乡村区域组成的主权国家。最初是由原始公社演化而来的一种公民集体，后来逐渐发展成贵族政治，经过一人独裁的僭主政治（tyrannis），再演化成奴隶主民主政治。每个城邦的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统治集团，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相对立。古希腊先后建立起来的200多个城邦。多数城邦的人口只有几万人，而公民人数一般不足5000，其国土最大的约几千平方公里。

城邦形成时期的农业

这时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据赫西奥德（Hesiodos，公元前8世纪）所著《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又译称《工作与时日》叙事诗记叙，当时氏族社会已经解体，随同土地与财富的兼并集聚，形成了奴隶社会。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只有公民才有权占有，多数城邦中的大部分公民仍从事农业生产，这时希腊各地的农业又有进展。铁制的犁铧、锄、锹等农具得到推广普及，从而使贫瘠多山的希腊土地得以成片开垦和深耕。谷物的种植面积虽进一步扩大，但因人口增加与土地不足，所产谷物仍不够需要。因而通过对外贸易，用葡萄酒、橄榄油及其他手工业品换取短缺的粮食。随同希腊与外界接触增多而不断向外扩张，在西地中海及黑海沿岸各地，又建立了一批新的殖民城邦。这类城邦一般实行母邦的政治制度，但在政治上却不依附于母邦。贸易与殖民活动在这时较快开展的背景是，除了外出经营的工商业者去寻求奴隶与原材料，也有欠债失地后外流的农民，以及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治集团参与其间。

城邦发展与衰落时期的农业

从雅典与斯巴达这两个最大城邦兴衰过程中察知。公元前400年左右，由出身雅典而后定居斯巴达的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5）撰写的（0 ecenomics），提供了这一时期在奴隶制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与组织管理具体情况。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完成了统一，面积为2550平方公里，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时约为40万，其中自由民16.8万，奴隶20万，余为外邦人。公元前6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新兴工商业奴隶主阶层，成为以发展工商业与航海贸易为主的城邦。由于氏族贵族用债务盘剥农民，引起农业萎缩、人口外流。梭伦（Solon，公元前594任执政官）曾进行改革，企图加以解救。主要措施有取消以土地为抵押的债务；禁止用人身为债务做担保；限制粮食出口与扩大橄榄油的输出，但没有满足农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改革，农民与小手工业者相对的保住了小生产者的地位与公民权，但工商业奴隶主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更多的好处。公元前5世纪末，在雅典土地买卖开始流行，而高利贷与金融业更加活跃，加上因粮食不足而不时出现的粮食危机，加剧了财产分配的不公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斯巴达地处拉科尼亚平原上，是以重农抑商立国的城邦，城邦的形成约在公元前8世纪初，全体斯巴达人都是城邦的公民和统治者。土地由集体占有，再划分为约20公顷的份地分给各家，但不准分割转让，而只许传给后代。份地的耕种由希洛人（Helots，又译黑劳士）承担，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希洛人，向斯巴达缴纳谷物及油、酒等，平均每7户要供养1户，以保证斯巴达人习武从军。斯巴达是希腊最大的城邦，但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公元前7世纪其公民最多时为9000人，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4万～6万，希洛人14万～20万。斯巴达不许贵金属及货币流通，也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虽然起到抑制阶级分化的作用，但随生产力的提高及外界影响的加强，商品经济还是有所滋长。公元前400年通过法律允许转让份地，但丧失份地者的公民权则被剥夺，土地的兼并与买卖继而盛行，严重的社会危机也随之形成。在城邦发展与衰落的这一阶段，希腊人耕种和开垦的土地虽然有所扩大，但农业生产技术没有相应的改进。从色诺芬的著作和赫西奥德的长诗，可以看到犁的形制很少变化；谷物的收割还是用镰刀摘穗，脱粒依然是用牛来踩。生产技术虽然没有根本变革，但在细节上仍有提高，例如已有用蔬菜与谷物的轮作代替休闲；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筑梯田；用沟渠引水来浇灌旱地；以掺土和换土的方法来改良土壤；使用硝石、草木灰及人畜粪尿来肥田等。这些技术措施可能还没普遍应用开来，但这些措施的出现必定是在长年实践与反复观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据此不难推断，当时希腊人已了解并能辨识土壤的类型、作物的习性及各种不同肥料的功用。至于农业组织与管理的具体情况，据色诺芬的记叙，耕地与果园的管理最好是由奴隶主亲自参与，有可能也要参加些劳动，因为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农业的地位高于其他经济部门。适应奴隶制家庭的经济要求，除了要加强财产的管理、对奴隶的训练，管家人的挑选也应给以相应的关注。这些观点反映出维护奴隶制下自然经济的特点，但强调农业是其他技艺之母，只有在农业繁荣时，其他技艺才可能兴旺。这样来认识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得到近代重农学派的推崇。这一阶段农业经营管理总的情况是，中、小土地所有者多亲自参加耕种，或使用为数不多的奴隶，农忙时也兼用雇工，大土地所有者则使用更多的奴隶。日常生产组织任务也多由奴隶中选出的管家（bailiff）来代管。另外也有为数不多的把土地出租，再来收取地租的。

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起，位于希腊北部与希腊人同族的马其顿人，开始形成奴隶制国家。当时小农经济还比较稳固，构成马其顿军事力量基础的就是这些小农，具有比希腊城邦国家更强的战斗力，公元前4世纪中叶国势渐盛。而希腊则因雅典与斯巴达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萨战争（公元前459～前446；公元前431～前404先后卷入许多城邦，雅典则最终失败）受到严重破坏，加以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公元前338年马其顿与希腊城邦的战役就由马其顿取胜。在马其顿统治下的多数希腊城邦，成为保有一定自治权力的自治单位。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公元前356～前323，公元前336～前323在位）即位后，大举入侵东方，进入“希腊化时代”（Hellenismus，公元前334～前30），被希腊人实际占领，又长期属于希腊化的东方各地，后来的农业都有所发展，但希腊本土的农业却日趋衰微，旧日的繁荣景象几乎绝迹。公元前2世纪中期，整个希腊被并入罗马版图，奴隶制度依然存在，自然经济则不同程度的重又抬头，只有爱琴海诸岛上的葡萄与橄榄的种植和加工，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