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土壤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不少重要的观念和理论。

土和壤在中国古代有特定含义，是不同的概念。《周礼·地官·大司徒》在“土宜之法”中，就提出“辨十有二土”和“辨十有二壤”的问题。“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土的目的是为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生产；“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目的是为因土种植，合理布局，发展种植业。《周礼》将“土”和“壤”分开，说明“土”和“壤”不是同一概念，但未作明确阐述。后汉郑玄在注《周礼》时说：“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吐也。”又说：“壤，亦土也，变言耳。……以人耕树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可知“土”就是自然土壤；“壤”则是由“土”变成的，是经人的耕种而熟化的“土”，也就是耕作土壤或农业土壤。它阐明了“土”具有能使“万物自生”的自然肥力，而“壤”则除自然肥力外，还因“人耕而树艺”而有人工肥力。已意识到土壤肥力能通过人的作用来提高，使自然界的“土”变为肥沃的“壤”，也可以使“壤”的肥力增进。因之这就为“地可使肥”、“地力常新”等杰出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也为人工养地的实践指明方向和提供依据。

中国古代在土壤方面的又一创见。早在《易·离·彖辞》中已有“百谷草木丽乎土”之说，说明西周时已初步认识到农作物及草木等植物对土壤的依赖关系。春秋战国时代提出“草土之道”的理论，集中反映在《管子·地员》中。“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指出植物与土地之间有密切关系，因土地的高低不同所生的植物也不同。“地员”还举一个水陆兼有的小地形为例来具体说明，如说：“叶下于，下于苋（莞）；苋（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篓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薛）；薜（薛）下于萑（蓷）；萑（蓷）下于茅。”论述12种草生长位置的次序是叶（荷）最低，茅最高。叶（荷）长在深水中，（芰）、苋（莞）、蒲（香蒲）则生于浅水，苇（芦苇）是生于浅水及水边湿地，介于水陆之间，自雚（）开始则为旱地植物，茅则在最高的干旱处生长。这12种草，自水生逐渐转向陆生，而地势也愈来愈高。据此，“地员”又总结说“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意即这12种植物在土地上生长，有一定的等次，各自归依着它们高下的位置。同时还指出“每州（土）有常而物有次”，说明天下九州的土壤也有其不同的植物生长，强调“草土之道”有其普遍性。它揭示出由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一定的土壤有一定的植被，二者之间互相依存，形成特有的生态系统的这个规律。这就为因地制宜地进行农、林、牧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古代很早就对土壤肥力有所认识。春秋时的《国语·周语》中就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的说法。“土膏”，就是指土壤肥力，说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就知道土壤具有肥力的特点，且把“土膏”看作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周礼·地官·草人》中又有草人“掌土化之法”的记载，土化之法，后汉郑玄注释“化之使美”，即用粪肥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吕氏春秋·任地》中辩证地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论点。这种观点，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见解。汉代王充在其《论衡·率性》中进而指出“夫肥沃烧桷，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烧而桷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意味着不仅瘠薄的土壤可以改良为肥土，只要下功夫，瘠土经过不断改良，还可以超过肥土。王充的这些论述，指出在自然状态下，土壤有肥沃和瘠薄之分，这种美与恶、肥与瘦的土壤特性，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发展的，可以通过合理的耕作与施肥等措施，进行人工改良来增进地力的。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陈夷的“地力常新”论，就是在王充这一基础上发展而产生的。

见。

以上四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为中国古代的土壤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