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兽医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经奴隶社会的初步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其完整的学术体系；在隋唐时期开始系统地传至国外，对有关国家兽医学术的发展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四大古医药起源地之一，又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已有了畜牧生产。当畜产品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时，如果畜群受到疾病的侵袭，人们必然利用已获得的治人病的知识试治兽病。这样就产生了原始的兽医活动。传说黄帝时期（公元前26～前25世纪），有马师皇善治马病，曾以针刺唇下及口中，并以甘草汤饮之治愈畜病。山东省博物馆陈列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掘出来的骨针共有大小不一的6枚，这些骨针一端尖锐，一端粗圆，并无针眼，骨锥长的14厘米，短的7～8厘米，形似兽医用的圆利针。这些骨针是用家畜骨磨制成的，是畜牧生产的副产品，由之说明该时期以针刺治畜病是有根据的。

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可知，中国在古代便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医疗经验，如该书中指出：东方的砭石，南方的九针，北方的灸，西方的药物，中央的的导引按等。这些都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就地取材治疗畜病。并对原始兽医药因地制宜防治家畜疾病也曾产生过影响。

夏商时期，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在这一时期中，巫和医同时存在。《世本》说：“巫咸，帝尧时医，以鸿术为尧之臣。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传说中有许多名医：如巫彭、巫妨、巫方、巫庚、巫贤、巫咸都在名字之前加一巫字。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发掘出郁李仁、桃仁等中药证明当时巫和医的并存。甲骨文中还有一些象征去势的字，表明殷商的畜牧生产已对家畜产品作品质的改进。当时的兽医已利用青铜针、刀作外科手术。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牛，鼻中膈上穿有小孔，似表示已发明了穿牛鼻技术。

西周才有专职兽医出现。《周礼·天官》：“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家畜去势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周易》中，已指明去势的公猪性情已变温顺，如说：“豮豕之牙，吉。”据《周礼·夏官》记载：政府每年早春即下达“执驹”，而在夏天则“颁马攻特”，即将不作种用的公马定期进行去势。《周礼》等古文献中记载有100多种人畜通用的天然药物及采集草药的时期。

在西周时期有畜牧兽医名人造父（公元前10世纪后叶），后世有托名作《造父八十一难经》者。

在春秋时期有著名畜牧兽医孙阳（号伯乐，约公元前7世纪人）和王良（同时或稍后）的出现。《伯乐针经》、《伯乐明堂论》、《伯乐新书》、《孙阳集》、《王良百一歌》等则系后人托名之作。战国时期已有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内科病已用水煎剂灌服，外科病用涂敷药或腐蚀引赤药以去其坏死组织。药物分草、木、虫、石、谷五类，并分为以五毒攻病、五味调病、五气节病、五谷养病等治则。

秦汉时期，兽医学术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间不仅有专治马病的马医，还有因耕牛的发展而出现专职的“牛医”。秦代已制定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在汉代改名“厩律”。东汉末《神农本草经》出现，收藏药物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其中有些药指明专用于家畜。在《居延汉简》、《流沙坠简》以及《武威汉简》中有医治马牛病的处方。汉中山王墓中出土了治病用的金针、银针和铁制的九针。《盐铁论》中已提到用皮革保护马蹄（鞮）。《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三十八卷。从长沙二号汉墓中发现《相马经》。在此时期内，还出现铜制的良马标准模型，立于京城东门外，先后有东门京和马援二人制的两个铜马模式和相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使民族发生大迁徙，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使畜牧业有进一步的发展，为畜牧业服务的兽医学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东晋名医葛洪（281～340）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六畜诸病方，对马驴役畜的十几种病提出了疗法，从用灸褽术治马羯、骨胀等，可知当时针灸治病的广泛应用；已提出试图用狂犬的脑组织敷咬处治狂犬病。北魏著一书，其中有畜牧专卷，并附一些供牧人等采用的应急疗法，疗方48种，应用于26种疾病。如用掏结术治粪结；用削蹄和热烧法治漏蹄；用无血的去势法为羊去势；用犍牛法给猪去势以防感染破伤风症以及关于家畜大群饲养时怎样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进行隔离措施，反映当时的兽医技术水平已相当高。《隋书·经籍志》说，梁有《伯乐疗马经》，可惜已佚散了。

这一时期中国'兽医学已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隋代在太仆寺中已设兽医博士。《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疗马方》1卷；《伯乐治乌杂病经》1卷；俞极撰《治马经》3卷；《治马经》4卷；《治马经目》1卷；《治马经图》2卷；《马经孔穴图》1卷；《杂撰马经》1卷；《治马牛驼骡等经》3卷，目1卷。唐代因循隋制，在太仆寺中设兽医博士4人，教育生徒百人。另在太仆寺系统中设兽医600人。由于唐代有一个完整的兽医教育体制和兽医升迁制度，使唐代的兽医学术得到迅速发展。833年以前，唐宗室行军司马李石采集当时的重要兽医著作，编纂成4卷。前3卷为医论，后1卷为药方，又名《安骥集药方》。它是现存最古的中国兽医学专著，也是自唐到明约1000年间兽医必读的教科书。该书对于中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着比较全面的系统论述，并以阴阳五行作为说理基础，以类症鉴别作诊断疾病的基础，八邪致病论是疾病发生的原因，脏腑学说是家畜生理病理学的基础——五脏五腑的五脏论是畜体的结构论，又是脏腑辨证、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基础。六阴六阳图表明在此时期兽医已采用十二经的经络学说，图上十二经的主穴都是放血穴，缺乏经络循行路线和线上穴位分布名称。《伯乐针经》的出现表示家畜针灸学在此时已形成。其前面的《骨名图》和《王良先师天地五脏论》中的骨名研究，标明古典家畜解剖学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针灸治疗，是为针灸学服务的。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制订有保护牲畜的法规。少数民族集中的边疆地区，兽医学有新的发展。在西藏且出现了藏兽医，著作有《论马宝珠》、《医马论》等。在新疆吐鲁番的唐墓中曾发掘出《医牛方》。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颁布中国人畜通用药典《新修本草》，内载药物844种，并有标本图谱。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安骥集药方》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兽医方剂书。书内共录药方144个，按功效分为15类，分类方法尚未达到五经分类的水平。方中采用了一些舶来品，可知唐代兽医已吸收国外药物学的一些成果。所录方剂有的至今还在应用，有的成为后世方剂的基础。日本兽医平仲国等于唐贞元（785～805）年间来中国长安留学，回国后对日本兽医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仲国流”（学派）。

宋金元时期中国兽医学是以补充、阐释为主的发展阶段。北宋采用唐代的监牧制度，并在1007年设置“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病马”，在1036年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这是中国兽医院的开端。1103年规定病死马尸体送“皮剥所”，类似尸检的剖检机构。《文献通考》说：“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受糖蜜药物，以供马医之用。”这是中国官办最早的兽医专用药房。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贾躭医牛经》、《贾朴牛书》、《马经》、（明堂灸马经》、《重集医马方》、《相马病经》、《医马经》、《常知非马经》、《疗驼经》、《论驼经》、《医驼方》、《师旷禽经》、《段永走马备急方》等。《司牧安骥集》一书在元代由医3卷、方1卷扩充成为医6卷、方2卷，共8卷。扩充的内容主要是宋金两朝的作品。如：北宋王愈撰的《蕃牧纂验方》被收入该书成为第八卷，金人于1193年写的《黄帝八十一问》，以及撰者和成书年代均佚的《七十二恶汗病源歌》等。这些宋金时期的作品出于被增补到《安骥集》中而留传下来。《蕃牧纂验方》内的四季调适法，开创以药物预防家畜季节性多发病的先例。而《黄帝八十一问》被明代名兽医喻本元称为“圣贤书”。如，它把脾寒证分为11种证型，大大发展了中兽医的症候辨证学。

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对牲畜疫病的防治相当注意。管勾（官名）卞宝著《痊骥通玄论》6卷。现存3卷。其中《痊骥通玄三十九论》中三十三论是阐释治疗马粪结症的起卧入手歌，对结症的诊断治疗有明显的发展和提高。《点痛论》总结出诊断马肢蹄病的跛行诊断法，系创新的总结。《痊骥通玄四十六说》进一步阐释发展了五脏论等中兽医基础理论，为传统中兽医学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贡献。

明政府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大力开展在长江下游六府二州养马，并几次规定要培训基层兽医，“每群长（管马25匹，后增至50匹）下，选聪慧子弟二三人习兽医，看治马病”。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等就是在此条件下出现的。明政府对兽医学的发展曾给予较大的重视。《永乐大典》有汇编成的《兽医大全》，成化年间兵部编纂了《类方马经》6卷（现有残卷2），万历甲午年（1594）太仆寺卿杨时乔主编《马书》14卷（现残存1～11卷）。《中书》12卷（已全部佚散）。喻本元喻本亨兄弟二人合著的、《元亨疗牛集》于1608年刊刻问世，由兵部尚书丁宾作序。书中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临床实践，成为自明至解放前马病治疗学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朝鲜人赵浚、金士衡等据元代中兽医书编成《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书成于1399年，现存版本为1633年版。兽医本草学在此期间仍然与人医不分。兽医外科学在明代仍以针力巧治12种病为主，对各种家畜家禽的雄性去势，对母畜摘除卵巢术，特别是猪的大挑花、小挑花（大小母猪摘除卵巢术）已普遍施行。

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使马病学停滞不前。但由于农耕需要牛，牛病学得到较大发展。1667年杨潮、朱钰重刻《元亨疗马集》时将《水黄牛经合并大全集》和《驼经》并入成为一书，就是适应当时的时势要求。1736年李玉书将此书重编，加上《安骥集》等古书的部分内容，删去《碎金四十七论》中的二十一论，编成马经大全6卷，牛经大全2卷，驼经1卷，命名为《马牛驼经全集》，近代流行的多是这部书。因由许锵作序，内容主要来自《元亨疗马集》，简称“许序本”。1785年郭怀西著《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此书对《牛经大全》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补充，虽名“注释”实系新作。1800年问世，对牛体针灸术有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其后《牛医金鉴》、《抱犊集》、《牛经备要医方》、《大武经》、《活兽慈舟》、《牛马捷经歌》等方书相继出现。随着养猪业发展的需要，也编成刊行。《活兽慈舟》以黄牛、水牛病为核心，且选编了马病篇、猪病篇、羊病篇、狗病篇、猫病篇。1758年赵学敏编著的《串雅外篇》中还特列出医禽门、医兽门和鳞介门。至此，中兽医的医疗对象已扩展到各种家畜和家禽。中兽医学的特有理法方药体系和辨证施治原则且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中兽医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