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两者大体以长城为界，形成农耕民族统治区与游牧民族统治区的分立和对峙。在农耕文化区内，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南方以水田农业为主。在游牧文化区中，又可区分为单纯游牧区和农牧错杂区。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通过不断的交流和碰撞，形成多元交汇的中华民族农业文化。

中国农业发生在十分广阔的地域内，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它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因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旱作农业区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水田农业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黄河流域是原始农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这里较早进入以使用为特色的阶段，距今七八千年已出现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村落。主要作物是粟和黍，饲养牲畜有猪、狗、牛、羊、马和鸡等，人们居住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的房舍，用窖穴储粮，并有发达的制陶业。黄河流域以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往往含有较多可用作箭镞或处理动物皮肉的细石器，反映了这一地区保留了较多的渔猎经济成分，但磨制或打制的大型石质农具也经常出土。这里的农业遗址也是以种植黍类为主的。长江中下游流域是另一个原始农业遗址分布密集的地区。距今7000年也出现发达的定居农业，但主要作物是稻谷；家畜有猪、狗和水牛；捕鱼业相当发达；住房中有北方罕见的干栏式木构建筑。显示了不同于黄河流域的特色。在南方两广和闽、赣等省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采捕鱼类和贝类在经济生活中常常占有重要地位，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栽培和利用可能较早，但至迟距今四五千年，一些河流两旁的台地遗址，已经以种植水稻为主了。在西南部的云、贵、藏高原，原始农业呈现多样性，稻作和旱作遗存均有发现。这样，以淮河秦岭为界，北方以旱作为主，南方以水田为主的格局，己经大体形成了。不过，在这两个不同农业经济类型地区的内部，农田和农业聚落的分布在很长时期内是呈星点状或斑块状的。它们真正连成一片，在黄河流域是在战国秦汉时代，在长江流域及其南境，则在六朝以后以至唐宋。

农牧分区格局的形成要晚后得多。不论旱作农业区或水田农业区，原始时代农业遗址一般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与营农氏族部落错杂并存的是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游牧民族尚未形成。一些成为后世游牧民族起源地或活动舞台的地区，情形也是如此。后来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匈奴族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属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而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则分布着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沟门文化。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稍后，游牧部落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某些地区陆续出现。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仍以种粟、养猪为主，但已形成适于放牧的畜群。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四坝文化和卡约文化等，畜牧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随着人口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动地区的扩展形成游牧民族。这些以氐羌族为主体的被称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首先强大起来，逐渐向中原推进，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附近）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西戎人以养羊为主要特征，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时都采用步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到了战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都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中原地区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与此同时，被称为“胡”的一些游牧人欲在北方崛起。他们以善于骑马为特征。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这样，农业民族统治区和收业民族统治区终于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黄河以南鄂尔多斯地区，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标志着这种格局被进一步固定下来。

作为农牧分界线的长城位于今日地理区划复种区的北界附近，这表明中国古代两大经济区的形成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的。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要求。这一地区生产结构的特点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种植桑麻和饲养牲畜是最重要的农家副业，实行农牧结合和耕织结合。在长城以北横亘着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却是优良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女真、蒙古等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庞大的畜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以畜群为主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又拥有中原原来没有的驴、骡、骆驼等牲畜。他们虽然很早就懂得种植黍稳等作物，不过种植业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这些民族唯一的衣食之源。

在长城以北、甘青以西广大地区内，情形并非千篇一律。如东北地区除西部是蒙古高原一部分外，中部、东部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沼泽密布，有肥沃的黑钙土，不少地区宜于农耕。这里很早就有农耕文化遗址分布，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营农民族；另一些民族则长期保存了浓厚的渔猎经济成分。当地的民族一般只有进入蒙古草原以后才会形成游牧民族。新疆部分地区或处沙漠草原的边缘，或为内陆河流所流经，形成沙漠中的绿洲，这些地方也存在发展农耕的有利条件。汉魏时代，大抵以天山为界，北疆与蒙古草原相连通，是匈奴、乌孙、丁零等族的游牧地，南疆则多为有城郭田庐的“城国”。城国也分两类，鄯善、诺羌、且末以游牧为主，多马驴、骆驼，耕地少，往往要“寄田仰谷旁国”，而且末以西各国则多五谷果木，农业经济状况与汉区略同。甘青地区的氐羌系统各族以游牧为主，但也种植穄麦等农作物。大抵羌族经济偏于游牧，氐族经济中种植业成分较多些。

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长期为少数民族所聚居，主要民族成分分属氐羌系统和百越系统。其中四川成都平原农业发展较快，秦汉时已和关中经济区连成一体；其余相对落后，被统称为“西南夷”。这一地区既不同于农区，也不同于牧区，特点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错杂并存，与南疆情况有些类似。

旱作农业区和水田农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地位的变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斗争，以及农牧区的消长，构成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的两条主要线索。

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属温带干凉气候类型，年雨量400～750毫米，虽不算多，但集中于高温的夏秋之际，有利作物生长。不过降雨量受季风进退的严重影响，年变率很大，黄河又容易泛滥，因此，经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涝，尤以干旱为农业生产主要威胁。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黄土，平原开阔，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林木较稀，极便于垦耕。但平原坡降小，地下水位高，泄水不畅，内涝盐碱比较严重，上古尤其如此。黄河流域的这种自然条件，使得它最早被大规模开发，并长期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同时又决定了该区的农业是从种植粟黍等耐旱作物开始的，而防旱保墒一直是农业技术的中心。

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黄河流域农业最早发生在太行山东麓（磁山文化）、伏牛山、熊耳山、嵩山山麓（裴李岗文化）、秦岭两侧及北山山系前缘（老官台文化）和泰沂山麓（北辛文化），逐渐向海拔较低的地区扩展。至龙山文化时期，西自黄河上游，东到华北大平原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有农业遗址。而西起陇山，东迄泰山，即渭水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是远古农业最发达地区。当时的农业遗址一般分布在黄河支流两岸的阶地或岗地上，表明人们经营的是旱地农业，而不是依靠黄河泛滥的灌溉农业。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黄河流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虞夏活动中心是汾、涑流域；商族起源于济泗流域，逐渐向西迁移，最后落脚在黄河北岸靠近太行山东麓的安阳；周族起源于泾渭流域，灭殷后将统治重心放在河南的洛阳。虞夏商周的势力范围虽然伸展到广阔的地区，但经济政治重心一直不离黄河中下游间的两岸，即古称“三河”的地区。这一时期青铜器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农业各领域，逐步排斥木石农具，但木制耒耜在很长时期内仍是主要耕播农具。在薮泽沮洳较多的上古自然环境中，人们为了开发低平地区，采用“二耜为耦”的办法挖掘用于排水洗碱的田间沟洫，形成畎亩结构的农田。庄稼一般种在垄上，促进了条播、中耕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这种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沟洫农业，是当时黄河流域农业的主导形式。不过当时农田垦辟毕竟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若干都邑附近，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当牧场。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尚多，而国与国之间往往存在大片的隙地。正是这种情况，使游牧民族穿插活动其间成为可能。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获得全面的大发展。农业生产新飞跃的主要标志是铁器牛耕的普及、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中国铁铸农具始于春秋前期，到战国中期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普及，在主要农事领域排斥了木石农具。牛耕在春秋时已不罕见，但直至战国汉初铁犁尚较原始，到西汉中期，赵过总结群众经验，推广用两头牛牵引的、带有犁壁的大型铁铧犁，被称为“耦犁”，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铁犁牛耕遂在黄河流域普及。战国以前，农田灌溉在黄河流域虽已零星出现，但农田水利重点在防洪排涝的沟洫工程。战国时，由于田野内涝积水状况有所改变，耕地范围扩展，干旱成为农业生产主要矛盾，加上铁器的推广，导致了农田沟洫的衰落和大型渠系灌溉工程的兴建。当时人们还创造了利用富含泥沙的河水淤灌以改良盐碱地的新经验。井灌在园艺中也有较大发展。从战国起，连种制度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农田施肥受到重视，土壤耕作、良种选育等技术都有明显进步。由于华北地区水资源的限制，能灌溉的农田毕竟只是一部分，旱作仍然是华北农业的主体。当地防旱保墒问题很大程度是依靠土壤耕作措施来解决的。

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推进了黄河流域开发的过程。以前难以利用的盐碱荒滩、丘陵瘠地被开垦成良田，黄河中下游农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成为秦汉统一封建帝国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但黄河流域内部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关中地区有悠久农业历史，战国末年秦国在其北部建立郑国渠，使数以万顷的“斥卤”（盐碱地）变成亩产一钟的良田，直接奠定了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西汉时期，关中是京师所在，是水利建设的重点，耦犁、、冬麦等主要推广区，又得到巴蜀农产品、河西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故成为全国首富之区。关东地区有着比关中盆地更为广阔的平原，农业很有基础，西汉时代每年要供应关中400万石漕粮。从太行山东南起，越黄河而东，由济水和鸿沟分黄河之处起，直到东海之滨，北达鲁北，西南至鸿沟系统汴水、淮水以及狼汤渠流经的区域，是关东盛产粮食地区。但黄河的频繁泛滥对该区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在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农业相对落后。西汉中期后，南阳地区和汝南地区的陂塘水利有较大发展，洛阳和宛（今南阳）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城市，加上关中在两汉之际和东汉与羌人长期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长安不复为都，黄河流域经济重心有东渐之势。

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先是军阀混战，继之是内迁的原北方游牧诸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国家分裂，黄河流域陷入长期战乱之中，人口丧亡，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中止，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所进步。汉族的地主和农民往往建立坞壁以自保，在这种形式下，从事农业生产，延续和发展了的优良传统。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在继续进行。这些都为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复苏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三国时的曹魏政权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某些少数民族政权比较注重农业。尤其是拓拔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中国后推行汉化政策，实行均田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隋唐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系统总结黄河流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农学巨著，正是产生在这一时期。隋唐统一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以空前的速度恢复和发展。天宝八年（749），唐政府租粟总收入740余万石，江北郡县占520余万石，约占收入总额的七分之五，黄河流域农业的优势地位仍然十分显著。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内部各区的地位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发展更趋于平衡。从北周到隋唐，关中农业生产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这基础上，唐朝的首都长安又成为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唐朝除修复关中原有水利工程外，还新建了引黄灌溉工程和利用周边溪泉发展小型水利。但水利的总体规模逊于秦汉。关中农业已经失去秦汉时那种明显的优势地位。关中不但每年要依靠关东输送几百万石漕粮，而且皇帝百官常常要到东都洛阳就食。唐中叶以前，接济关中粮食的任务，主要由黄河中下游地区承担。当时关东重要农业区，除黄河南岸自郑州、临汝、许昌直到徐州以东的海滨地区外，也包括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许多地方。上述河北地区的繁荣是该时期内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从先秦到西汉，黄河经华北大平原北部，在今河北省沧县进入渤海，下游分支很多，经常漫溢，有“九河”之称，因此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人迹罕至。春秋战国时，九河逐渐堙塞，部分被垦为田，但因河患威胁，这里还是一片萧条。王莽时，黄河改道从山东千乘入海，东汉章帝时王景治水成功，自此至唐末黄河出现长期相对安流局面，为华北大平原中部和东北部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国时，曹操经营河北，开凿白沟、利漕、平虏、泉州诸渠，使分流入海的各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形成了海河水系，加速了该地区的开发。继东汉初张湛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引潮白河灌溉种稻后，曹魏时刘靖和樊晨又先后修建和改建戾陵堰和车箱渠，引永定河灌田万余顷。这一时期河北蚕桑丝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地位逐渐超过战国秦汉时的齐鲁地区。到了北朝后期，河北已成为北魏、东魏和东齐“资储”的重要供应地。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由太行山东南引沁水南流达于河，北流达于涿郡，贯穿了太行山东的河北平原，既反映了该地区农业地位的上升，也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荣。天宝以来，“河北贡篚征税几半九州”，河北道和河南道成为全国义仓储粮超过千万石的仅有的两个道。在该地区南部的淮河流域，曹魏时曾是兴修水利、屯田积谷的重点地区。在当时关中、河洛等老农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里农业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由于在长期的南北兵争中受到破坏，它始终未能发展成为能与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相抗衡的重点农业区。

黄河流域农业经济重心地位的丧失，始于安史之乱，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过程。中唐以后，北方农业继续有所发展，麦代替粟成为主粮，以冬麦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由此逐步形成，与此相联系又有碾硙的推广和麦钐的创制等。但总的来说，比起《齐民要术》反映的时代，无论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都没有重大的质的突破，在发展势头上显然落后于南方，而且它的正常发展还常常被打断。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使黄河流域经济凋敝，首富之区又被河北三镇所据，唐政府的财政不能不转而依靠局势相对安定、农业继续发展的江淮地区。五代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农业生产受到更大的破坏。后周至北宋重新统一，黄河流域农业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北宋政府虽已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通过汴河从江南取得的物质，但黄河流域的优势尚未完全丧失。如当时的河北路和陕西路不但负担起宋辽、宋夏战争中沉重的赡军任务，而且向政府上贡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但接着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相继入侵，使黄河流域农业屡遭破坏，虽有短暂的恢复时期，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自唐末以来，黄河泛滥又进入一个新的频繁时期，这也是导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建都大都（北京），依靠从江南取得必不可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为此而修建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彻底从黄河流域转移到南方的标志。

明清时代，黄河流域农业扭转了下降的趋势，无论人口和垦田都有大幅度增长，高产的玉米、高粱进一步排挤了传统的黍稷，由于棉花的迅速推广，河北、山东、陕西等省成为中国重要棉区。不过，从总体看，黄河流域农业已远远落后于南方。

在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基本上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类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资源丰富，颇利农业；但雨量亦受季风进退影响，有些河流容易泛滥，旱涝不时发生。河流两旁往往有肥沃的冲积带，是理想农耕区，但缺乏华北那样广袤的平原，山区丘陵多为酸性淋溶土，适耕性较差，山多林密，水面广、洼地多，也给大规模开发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

长江中下游早在原始时代就拥有稻作农业。夏商周三代，南方的稻作文化集团，如尧舜禹时的有苗氏，殷时的淮夷，周时的荆蛮、于越等，在北方骑马集团崛起前，曾是与中原粟作文化集团——华夏族相抗衡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农业方面有多方面的建树。他们最早种稻，因而也较早进行农田灌溉，中国最早的大型陂塘蓄水灌溉工程期思陂（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出现在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以于越族为主体的吴、越，春秋时代即已在低洼地区筑堤围田，利用陂塘湖泊养鱼，并修筑了许多运河，包括沟通江淮的邗沟。越人实行犁耕颇早，《吴越春秋》中曾以铧譬喻越人，中国最早的石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地区，1990年又在江西新干发现属于于越族的商代的铜犁。吴越和楚国的青铜冶铸业相当发达，青铜农具使用普遍，在这基础上成为最早发明冶铁炼钢技术的地区之一。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时代的楚国和吴、越都曾北上争霸。战国时，楚国“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淮之利”，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

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南方民族中的先进部分与华夏族融合为汉族，另一部分逐步向南方或偏僻山区迁移，汉人则陆续南下，形成汉族与南方土著杂居的新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的融合与分化过程，隋唐以后，绝大多数土著居民已成为汉族一部分，另一些则形成取得近世民族称谓的南方诸族，分布在湘西、广西、粤北、海南、台湾等地。

战国秦汉时期南方农业在继续发展。就目前考古所见，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战国已使用铁器，福建、江西汉代亦已使用铁器。除长江下游地区早已开始犁耕外，东汉时代又有庐江郡（治今安徽巢县）和九真郡（在今越南北境）推广牛耕的记载。个别地方水稻生产技术颇高。如广东佛山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模型表明，当地已使用单牛拉犁、插秧、施肥、种双季稻。不过，当时南方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铁器牛耕推广程度远逊于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始终没有突破星点状或斑块状分布的格局。秦汉时代的江南以地旷人稀著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共有人口2825.5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6%，而面积数倍于它的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八省区，共688.38万人，占总人口11.8%。这既是江南农业落后的反映，又是它的原因。由于地旷人稀，耕作相当粗放，许多水田采取方式，旱田则多行刀耕火种。比起当时的黄河流域，差距显然拉大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南方的被征服地位在一定时期内使其经济发展受到某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当时生产资料的积累和劳动力的增殖还不足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江南卑湿，时有瘴疫流行，威胁人们健康，也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当时天然食品库还很丰裕，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采集和渔猎，不愁衣食，从而延缓了为发展农业生产所作的努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人口的南迁成为南方农业发展的直接动力。早在东汉时期，荆扬二州人口就较西汉明显增长。东汉末年以来黄河流域长期战乱，南方则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纷纷到南方避难。建国江南的孙吴政权一方面接受北来人口，另一方面以武力迫使山越出山，劳力大增，劝农兴屯，奠定了日后江南农业发展的基础。永嘉之乱使北人南迁又起高潮。据估计，从永嘉到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约90万，占西晋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强，为刘宋政府在编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在移民与土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水利建设与土地垦辟在持续进行，农业的发展使得南方政权有可能长期与北方抗衡。这一时期，南方农业最发达的是长江下游地区，到刘宋时已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带山傍海，拥有良田数十万顷的会稽郡，其富庶程度可与汉代的关中媲美。建康附近在南朝末年也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因受战争影响，农业逊于江南，但也有长足发展，“余粮栖亩，户不夜扃”。当地山区的部分蛮族趁南北争战的空档纷纷北移到汉水和淮河流域平原地区，对当地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岭南农业也有进步，“米不外散，恒为丰国”，在这基础上陈霸先得以从岭南崛起建立陈朝。不过这一时期南方各地农业发展很不平衡，长江下游以外地区尚较落后，即使长江下游，荒地仍多，太湖以东平原开发就很有限。火耕水耨和刀耕火种仍在不少地方流行。因此这一时期南北农业经济形成某种均衡状态，但黄河流域基础较好，一俟国家统一，经济恢复，黄河流域农业的优势地位就马上显露出来。

安史之乱后，在黄河流域农业屡遭破坏的同时，南方农业却持续发展，终于导致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据冀朝鼎统计，唐宋兴修的水利项目明显地南增北减（见表）。

唐宋水利项目比较表

由于南方农业单产和总产的提高，东南地区成为政府粮食供给和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晚唐人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给东南。”宋朝人也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晚唐时东南漕运粮食每年一百二三十万石，北宋政府“竭三吴以事西北”，东南漕粮最高时达每年700万石。到了元朝，全国税粮总收入1211.47万石，南方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就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其中江浙省岁入449万石，占三分之一强。南粮北运，年达300余万石。安史乱后，北方人口耗减，持续上升的南方人口比重已超过了北方。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黄河中下游五省人口2432.36万人，占总人口的29.7%，东南八省人口为4091.30万人，占总人口的49.9%。北宋末以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方五省人口846.88万人，占总人口11.24%，南方八省人口6112.72万人，占总人口的81.2%，即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挤在秦淮以南、云贵以东的东南一隅。西汉时人口分布北密南稀的格局完全倒转过来了。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唐宋以来，南方水田火耕水耨的粗放生产方式已被精耕细作所代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果。早在汉代已在岭南和四川部分地区出现的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唐宋时获得普及，推动了水田耕作的精细化。唐代江南地区创造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曲辕犁，宋元时代进一步完善，推广到全国。适于水田整地用的耖不晚于晋代已在岭南出现，宋代传到了江南。元代又发明了中耕用的耘荡。于是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和农具系列。耘田烤田、水浆管理、积肥用肥等技术十分讲究。水稻与冬麦、油菜等“春花”作物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度，在江南地区形成并获得初步发展。各种作物的地方品种大量涌现。这些技术成就，标志着区别于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南方水土利用方式与黄河流域有很大的不同，适应当地山地丘陵多，洼地水面广的环境，南方水利主要有陂塘蓄水和堤坝护田两种类型。筑堤把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圈围起来，外以捍水，内以护田，堤上设闸，并配合龙骨水车的使用，可以做到灌排自如，旱涝保收。这种田称围田或，有些地方称垸田或坝田，是长江中下游及其南境人民开发低地与水争田的主要形式。陂塘和围田起源都很早，但唐以前南方水利以陂塘建设为主，唐以后围田有较快发展。唐五代在太湖流域疏浚了入海港浦，连接和加固了海塘湖堤，形成了塘浦纵横、圩圩相接的圩田体系，使太湖流域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水患，发展了生产。宋以后，太湖流域围田又有发展，但当地的水利系统也开始受到破坏。与水争地的另一种方式是围海造田。在滩涂地筑堤坝或立桩橛，以御潮泛，地边开沟蓄雨潦，以资灌溉和排盐，是为；与此相类的还有，宋以后在东南沿海一带有较大发展。此外又有和架田。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山田；仍保持刀耕火种习惯的称，对森林破坏比较严重；修整得“层起如阶级”的是，由于修埂平地，有利于水上保持和引流灌溉。唐宋以后，由于南方人口的增多，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丘陵地区梯田有明显发展。

这一时期，南方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了某些改变。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是全国主要粮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谤语。广南东路的珠江三角洲等地，荆湖路的滨湖州县的开发都颇有进展。苗、瑶、土家、僮族等族人口较多的湘西和广南西路，虽然未能完全改变粗放耕作的面貌，但农业都有长足发展。

明清时期，南方农业的优势地位继续保持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向荒山滩涂继续发展，荆襄山区，浙、赣、闽、粤、湘、桂诸省山区，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的山区相继获得开发，既使耕地面积空前扩大，也导致了某种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时期，除了江南地区继续保持优势外，又形成了新的农业发达地区。洞庭湖区的围垦虽然在宋代已零星进行，但大规模“化弃地为膏腴”则是在明成化（1465～1487）以后。人们在湖北筑堤御江救田，在湖南筑堤阻水为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新谚语。明清时珠江三角洲开发加速，跻身于全国先进地区的行列。从三国至明初，陆续有大陆人入居台、澎。明清之际郑成功入台，台湾西部平原获得开发。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至道光年间，以闽南、粤东人为主的大陆入台移民达250万，大大推进了台湾的开发，台湾的粮食和蔗糖，成为输入内地重要产品。

该时期南方农业的一大特点是商业性农业有明显的发展，并导致某种地区性的专业分工。例如江苏东南部的棉花，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的甘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烟草，福建、广东的园艺果树，均形成专业产区。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逐渐以从事经济作物生产为主，而另一些地区则形成商品粮基地。如江南不少地方改以养蚕种棉为主，粮食仰赖湖广、江西、四川等地供应。珠江三角洲由于蚕桑、果树、塘鱼等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粮食也要由湖广、广西、暹罗、南洋等地接济。这种新的经济联系形式也存在于南方和北方之间。在明代已出现华北棉花南运、江南棉布北运的局面。清代东北地区又成为江南地区豆麦的重要供应地。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农艺上更趋于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这一时期多熟种植有较大发展，长江流域在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基础上推广双季稻，岭南等地三季稻面积有所增加。珠江三角洲和江南一些地方形成水陆结合、多种经营的基塘生产方式，使土地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农区牧区间的消长中国古代农业民族统治区和游牧民族统治区在地区上虽然分隔开来，但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双方都需要从对方取得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尤其是游牧经济的种植业基础十分薄弱，差不多完全靠天养畜，其丰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常常需要从农业民族取得必要生活资料。中国游牧民族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反映了农牧区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两大经济区之间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都热衷于同汉区做生意。当和平的贸易受到阻碍时，往往发生战争；战争实质上是基于深刻经济原因的一种特殊的民族交往方式。通过贸易和战争，中原地区的农产品（粮食、茶叶）、手工业品（铁器、丝绸布帛）和生产技术不断输进北部和西部民族地区，丰富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也大量输进农区，支援了农区的农牧业生产。驴、骡、骆驼等原为中原所无，西汉初被视为“奇畜”，以后“衔尾入塞”；东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原农耕和运输的重要动力。从牧区引进的良种马和良种羊，对农区畜种的改良起了很大作用。葡萄、苜蓿、芝麻等一批珍贵农作物，也是通过游牧民族统治区引进中原的。

中国农牧区分立的局面形成后，农牧区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时期互有进退，但总的趋势则是农耕区与农耕文化的扩展。

战国秦汉是农区向牧区扩展的重要时期，扩展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扩展的结果之一是在农区和牧区之间造成一个颇为广阔的半农半牧地带。秦汉时牧区的南界大体为长城，半农半牧区和农区的分界大抵是从碣石（今河北昌黎）到龙门（今陕西韩城）的连线。这一地区原是戎狄游牧地区，后来游牧人被排挤或融合，农耕在这里发展起来，但仍保持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司马迁说，“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凉州（今甘肃境）“畜牧为天下饶”。西汉的国营养马场主要就设在该区的北地郡和西河郡。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由牧转农是该时期农牧区消长中最重要的变化。秦统一后始在匈奴故地的河套地区移民设郡。汉武帝时再度把匈奴逐出河套地区，并占领羌人、月氏和匈奴长期游牧的河西走廊，分别设置朔方、五原、云中和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参加这两个地区开发的贫民、田卒、戍卒、刑徒等合计逾百万人。同时大兴农田水利，推广耦犁、代田法等先进农具和技术，使该地成为全国农牧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河套地区有“新秦中”之称。河西农区的建立则像插进牧区中的楔子，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与南疆农区联结起来。汉朝的屯田还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动的青海河湟地区。汉代的西域屯田是在若干战略据点上进行的，始于塔里木河的渠犁和轮台，向西发展到姑墨、莎车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鄯善、伊循，向东发展到车师（今吐鲁番），车师遂成为汉朝西域屯田的中心。河西和西域气候干旱，没有灌溉农业不可能存在，这里的早期农业依靠夏季河湖的漫流供给水分，没有或只有很简单的人工灌溉设施；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是随着汉代的屯田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东北地区，燕国和秦汉相继用兵东北，占领辽河东西地区，通过置郡屯戍，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等随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的新局面。貊族系在松嫩平原和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河流域建立的夫余国和高句丽国，也进入了牛耕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东汉末年以来匈奴、羌、氐、羯、鲜卑等族的内迁和南下，出现了与秦汉相反的牧进农退的变化。这些民族原来都以游牧为生，有的虽然内迁已久，逐步适应了农耕生活，但是在战乱频仍、荒地很多的情况下也不免部分地恢复其旧日的习惯。在原农区的东北部由于乌桓、鲜卑的南迁，尤其是鲜卑慕容氏在蓟燕地区多次建立割据政权，燕一带实际上成为半农半牧区。在西北部，黄土高原和河套地区多为南下游牧人所据，农耕区退至关中北山至山西吕梁山一线以南。河西走廊魏晋和前凉时农业尚较繁荣，十六国后期农业衰落，北朝时回复到以牧为主；北魏的国家牧场正设置在这里。北魏甚至在洛阳附近黄河南岸广阔地带建立牧马场。不过，内迁各族在与汉族接触中都或迟或早接受农耕文明，并逐步与汉族相融合。例如活动在黄土高原的匈奴后裔稽胡人北朝时已基本上转为以营农为主。即使与汉族接触较晚的拓跋鲜卑部，在建立北魏前已在河套平原、银川平原和河北地区屯田，成绩显著，又把山东人民迁到平城一带，计口授田。为了抵御柔然人的侵扰，北魏在赤城（今河北赤城）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一线修筑长城，以农耕文明的保卫者自居。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业继续有所发展。主要农业中心是吐鲁番盆地，这里魏晋时仍是中原王朝屯田基地，以后建立了高昌国，水利发达，谷麦一岁再熟。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是游牧的鲜卑人西迁南下，另一方面是东部渔猎经济比重较大的肃慎族系的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其力量逐步超过中部的的貊族系。而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对辽东地区农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隋唐是农区和农耕文化再度扩展时期。这一时期半农半牧区界线与汉代差别不大，但该区内部农业比重却有明显增加。河套和河西地区屯田水利有新的进展。后套黄河两支间得到深入开发，唐徕渠的建成使银川平原灌区向北扩展，黄河两岸平原尽成旱涝保收农区。河西经唐初百余年经营，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粮食自给有余，有时还能调入内地救灾。吕梁山西，银绥两州之南，农耕比汉代有显著发展。唐代在陇右、陕北乃至西北遍设牧场，表明这一地区牧业也比较发达。唐代广泛吸收游牧民族内附，使之逐步向农耕文化靠拢，如在陕甘蒙交接地区设置六胡州，安置内迁游牧人。鄂尔多斯高原在隋唐时基本上是游牧人的天地，农耕反逊于汉。隋唐时西域重新归入中原帝国版图。唐代在西域设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广开屯田，屯田重心除在吐鲁番盆地外又发展到山北的庭州（今吉木萨尔北）一带，并向西推进到怛罗斯（今江布尔）。从汉到唐，新疆，尤其是南疆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唐末回纥西迁新疆后，不得不接受当地的生产方式，由游牧过渡到定居农业。唐朝还攻灭高句丽，把势力伸展到辽东以至朝鲜半岛。突厥族和契丹族在唐朝农耕文化的影响下，种植业有所发展，其游牧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东北地区，还出现了以粟末秣鞨为主体的农牧业生产相当发达的渤海国。

中唐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河陇各地被吐蕃占领，许多地方转化为牧场。唐收复失地以后，农耕地区有所恢复，但远比不上盛唐时代。由于吐蕃势力的扩展，党项、吐谷浑、沙陀等游牧民族多被迫内迁，分布于灵、庆、银、夏诸州（今宁夏、陕北一带），并东渡黄河，以至陉岭以北。这一地区，宋代出现了西夏王朝。甘肃、青海则多为吐蕃余部所据，立了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国。这些民族虽逐步学得农耕技术，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大部分仍从事畜牧业。这就使畜牧业比重在一个时期内明显上升，但并未改变秦汉以来半农半牧区的基本面貌和界线。唐代以后又一重要变化是，对中原农区构成威胁的游牧人，主要已不是来自西北，而是来自东北了。起源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进入中原，分别建立辽、金、元王朝，使中原农业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但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并未改变。蒙古人一度想把汉区农田改成牧地，但很快就认识到不能把游牧方式照搬到农区。他们建立劝农机构、制订劝农条例、组织编写农书，以恢复和发展中原传统农业文化为己任。又致力于河套等地的水利建设和河西屯田。与此同时，农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契丹人很早就重视农业，他们把大批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高丽人集中建立居民点，从事农业生产，使草原上出现了插花式的农业点。部分契丹人西迁新疆建立西辽以后，对天山以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女真人一向兼营农业，金朝又把中原和辽本土的大量农业人口迁往其起源地黑龙江，使东北地区农业有突出的发展。蒙古人统治期间，相当重视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在克鲁伦河、叶尼塞河上游屯田，尤以益兰州和称海两地成绩最佳，单纯游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在新疆和东北也开展了屯田。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新疆社会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明清时代，中国农牧区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不但秦汉以来的半农半牧区基本上变成单纯的农区，不少传统牧区也向农区转化。

明代统治区域西部不超出嘉峪关。新疆、漠北以至河套地区的大部分为游牧的蒙古人所占据。但明朝辖内的半农半牧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明政府鼓励垦荒，又实行大规模屯田，尤以西北为最。军、民、商屯并举，在黄土高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原来的游牧地基本消失。明代只在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和陕西西北隅定边、靖边诸县设置一些马苑。在河西的屯田扭转了这一地区自中唐以来牧重于农的状况。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银川平原也获得进一步的开发。明初曾迁江淮齐鲁居民到东北屯垦，当时有辽东皆沃壤之说。明筑边墙，从山海关往东北到今辽宁省开原一带，再折向东南，直到鸭绿江边，大体把种植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围到里面。在东北东部，女真人再度崛起，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满族农业既包含了肃慎族系重采猎的传统，又受到汉族种植业和东胡系统游牧业的影响，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从未形成纯粹的游牧经济。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以后，合内地和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不但原半农半牧区农业优势地位获得巩固，农耕文化也以空前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向传统的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和统治地区扩展。新疆的开发主要通过有组织的屯田形式进行，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则以内地农民自发出塞垦殖为主。新疆屯田以巴里坤为门户，分别向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迤西推进。北疆屯田以乌鲁木齐、伊犁为中心，南疆屯田以吐鲁番为中心。汉族和其他族人民大量进入新疆。清代新疆屯田取得很大成功，随着水利兴修，耕地面积增加很快。伊犁屯田规模尤大；天山以北传统牧场很多被辟为农田。清政府还在新疆设置了牧厂。明清时期，新疆近代各民族逐渐形成，其中大多数（如维吾尔、回族）以营农为主，也有一些（如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仍过着游牧生活。明代和清初已有不少汉人到漠南蒙古西部地区和东北垦殖。后来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护其发源地和防止蒙汉人民接触，对东北和内蒙古实行封禁，但在人口激增、耕地紧张的情况下，出塞垦殖的人有增无已，清末放垦后，更一发不可止。19世纪后半叶，旅蒙地商和蒙古上层相结合，用永租地或短租地方式开发阴山与长城之间的草原，使原来分散的农田联结成片，从而使该区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区。在东北，人口与垦田大量增加，大部分地区获得开发，遂发展成为中国近代重要农业区。

中国西部农牧错杂区农业发展有其独特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趋势是种植业优势的不断增长。

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巴蜀地区。春秋战国时巴蜀已有颇为发达的农业。秦并巴蜀后设置铁官，后蜀卓氏等也在四川发展冶铁业。秦又在古蜀国治水基础上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不忧的“天府之国”。从出土的汉代图像资料看，当时四川水稻生产已采用插秧、施肥、灌溉、耘耨等先进技术，并利用稻田养鱼。汉政府往往利用巴蜀粮食赈济关东灾民。蚕桑、茶叶、水果生产也很发达。四川农区是南方最富庶地区；它与关中农区紧密相连，成为秦汉帝国的重要仓库和经营西南夷的基地。三国时，四川农业支持了与中原的魏和江南的吴长期抗衡的蜀政权。东晋南朝，四川农业受到战争破坏，呈衰落状态。隋唐时获得恢复，宋代有明显发展，不但整修了原有的水利工程，而且兴建了新工程。无论农艺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四川都仅次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植茶业也获得较大发展。元朝和明末，四川农业两次受到严重破坏。清代四川是移民垦荒最主要地区之一，农业获得较快的恢复，是长江下游地区粮食的重要供应地，各种经济作物也有发展。

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各族，汉代称西南夷，游牧部落和农耕民族并存。农业最发达的是滇池附近的滇国。汉朝在该区设置了郡县，铁器牛耕逐步推广，农区范围扩展。魏晋南北朝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农业继续发展。唐宋时该地区出现了以彝族和白族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南诏和大理，政治经济重心转移到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种植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但直到唐代，还有部分昆明人转入高山游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元朝，云贵重新纳入统一帝国版图。元明清三代，云贵地区的屯垦持续发展，农区从腹地向边疆，从平坝向山区扩展。汉人大量进入，逐渐成为当地主体民族。但直到清代，云贵地区畜牧业仍相当繁盛，并产生了春夏在高山放牧，秋冬在收割后的水田放牧的畜牧方式。而随着坝区农业的发展，放牧区逐渐向山坡以至深山转移。利用草山草坡放牧的畜牧业一直延续到现在。

青藏高原是藏族长期生活繁衍的地区。这里的农业发生相当早。距今4000多年的澜沧江上游的卡约遗址居民已经营粟作农业，并饲养猪牛等。7世纪初，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山南雅隆部落首领松赞干布在西藏建立了吐蕃国，并一度占领阿陇地区和云南省西北部。《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䝁豆、小麦、荞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反映了西藏农业高寒型特征。当时的农区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流域河谷地带，其余地区则以牧猎为主。13世纪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明清三代，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农牧业生产也发生重大变化，原来分散的垦区逐渐扩大范围，由气候温暖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和藏东三河河谷发展到温凉和寒冷的各河流上游和藏南高原的河谷湖盆地区。至19世纪初，今日西藏农牧业生产的地理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