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肥料种类繁多。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为培肥土壤和提高产量，注意开辟肥源，凡是可以利用的东西，都用来作肥料。

有人认为商代已将人畜粪作肥料。西周时田间杂草亦作肥料。春秋战国时，除了人畜粪溺等废弃物外，还有草木灰。汉代肥料种类又增加蚕粪、羊粪、麋鹿粪、杂草、豆萁、动物骨汁及缫蛹汁等。魏晋南北朝期间旧墙土、蹄角等已用作肥料，特别是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南方有栽于稻田的苕草，北方有栽于旱地的绿豆、小豆、胡麻（芝麻）等。隋唐宋元时期肥料种类增加很多，如有麻饼豆饼等饼肥，河泥、火粪、熏土等泥肥，猪毛及汤、禽畜毛羽下脚、马蹄羊角灰、洗鱼煮肉汁水、稻麦糠、绿豆壳、窖烂粗谷壳、米泔、黑豆皮等杂粪及人畜禽粪等粪肥等。值得指出的是宋元时石灰、石膏、硫磺等也开始作为肥料使用。据不完全统计，宋元时已有人畜禽粪13种。饼肥2种、土肥2种、灰肥3种、熏肥3种、泥肥4种、绿肥4种，秸秆肥3种、渣肥2种、杂肥21种、无机肥料5种，共计约有60余种。明清时期肥料种类的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绿肥，泥、土肥及饼肥的种类不断增加。对于饼肥，明代《天工开物》还作过肥效的比较：“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莱菔子为上，芸薹次之，大眼桐又次之，樟、桕、棉花又次之”。这个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绿肥的栽培更是重视。明代《沈氏农书》曾强调指出：“若花草（指紫云英）亩不过三升，自己收子，价不甚值，一亩草可壅三亩田，今时肥壅艰难，此项最属便利。”清代《抚郡农产考略》也说：“红花草比萝卜、菜子尤肥田，为早稻所必须，可以固本助苗，其力量可敌粪草一二十石，无草者虽以重本肥料壅之，其苗终不茂，故乡人种红花草者极多，不敢于籽种贵而稍吝也。”同时在绿肥的栽培技术上也有重大发展。明代《沈氏农书》就指出要把“猪灰”，即猪圈肥“取撒于花草田中，一取护草，二取松田”。《抚郡农产考略》也谈到江西抚州地区的经验，如说：“种草（紫云英）之田，必先时犁一次，耙一跟，然后下种。下种宜漫撒，宜用猪骨灰拌，其田有豆有麦，用长锄拖沟，溜撒草种于沟内。夹沙有水田，则漫撒之，不拖沟。天旱须车水灌溉之，雨水太多，应开沟泄水不使淹坏。肥料宜乌灰一二石，大肥十余石。”《三农记》也说“有薄田不能起苕者，以粪拌点之”。以上经验中最突出的是绿肥田仍施肥料，且多骨灰拌种，说明古代已有类似现在的小肥养大肥及以磷增氮的方法。明清时期肥料种类之多是空前的。仅《徐光启手迹》中记载的就有100多种。清代《知本提纲》曾对肥料作过总结，归纳为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及秸秆）、火粪（熏土等土杂肥）、泥粪、骨蛤灰粪、苗粪（栽培绿肥）、渣粪、黑豆粪、皮毛粪等10类，约有一百三十多种，实际不止此数。以上情况说明古代的肥源不断扩大，肥料的种类也不断增多，特别自宋元明清时期更是迅速发展。中国古代的肥料，不仅有众多的有机肥料，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无机肥料，在总体上形成了以有机肥料为主，无机肥料为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