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黑土沃衍，气候湿寒，资源丰富，历史上肃慎、貊、鲜卑、夫余、室韦、靺鞨、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耕垦其间，农业生产时兴时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东北地区就已出现了原始农牧业的萌芽。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沈阳新乐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精致的磨制石斧、石刀和谷物加工等原始农具，还有与东北大葱、黍近似的炭化谷物。在长春左家山遗址出土了斧、锛、铲、刀、杵、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西部呼伦贝尔草原则产生了以海拉尔、亚沙冈为代表的原始畜牧文化。在距今约六千年的铜钵好赉遗址中出土了少量的打制石杵和，在扎鲁特旗的南勿呼井还有扁桃形的打制石斧和石镰，这是该区中西部草原农业文化的源头。距今五六千年以前，东北原始农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分布范围逐渐扩大。辽西的红山文化和辽东的小珠山文化都已经是完全定居的农业氏族部落，磨制石器农具出土量大，种类齐全，磨制石耜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养猪业。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中出土的石制铲、斧、刀、杵、磨盘、磨棒等农具的种类和数量也十分丰富。霍林河下游的新石器遗址中不仅有常见的磨制石器农具，还出现了较先进的农耕工具磨制石耜。在东北部地区的密山新开流遗址上层也出现了农用磨制石斧和石磨盘。距今三四千年以前，东北原始农牧业更趋成熟和普遍。辽西小河沿文化的陶器图案中出现了方格田，表明农耕已相当精细。辽西夏家店文化磨制石器农具类型多，造工细，型制规整，并趋于小型化，甚至出现铜锄、铜镐等铜制农具。东北中部以西团山文化为代表的农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吉林长春一带广泛出土了石锄、石耜、石磨盘等各种类型的原始农具。黑龙江省东部也发现了莺歌岭、亚布力、石灰场下层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存，出土大量石制农具和大豆、粟和黍等谷物。东北的原始农牧业在与采集、渔猎经济紧密地结合中发展；在东部表现为农渔猎型混合经济，而西部则形成牧农猎型复合经济。

传统农业的兴起

战国中期，燕国占据东北的南部地区，设置了右北平、辽西和辽东等郡。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迅速传入东北，赤峰、兴隆、建平、敖汉、奈曼、朝阳、锦州、抚顺、鞍山、旅顺、宽甸、桦甸等地的战国时期遗址中均有铁制农具的出土，铁制农具种类已十分齐全，有斧、䦆、铲、锸、刀、镐、耙、锄、镰等，在辽宁喀左羊角沟还出土了一件秦代铁铧。但从总体上看，战国时代东北铁制农具的使用除辽西地区较为普遍外，其他地区仍以石制农具为主。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时，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管理，实行戍边屯田之制。东汉曾一度“罢缘边屯兵”，但到顺帝阳嘉元年（132）又“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大批罪犯也被发往辽东屯田，带来了当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铁制农具不仅在南部地区日益普及，而且向北推广，夫余、貊、高句丽、鲜卑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也开始使用铁制农具。铁犁和牛耕技术在汉武帝后期传入东北，辽阳三道壕出土了西汉初年重达9千克的巨形铁犁铧和西汉末年的V形犁。除此之外，在辽阳还出土了铁耧车足、转式陶砻、积蓄粪肥和水井溉田等遗物遗迹，表明东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已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秦汉以来，东北地区广泛种植黍、稷（粟）、穄、麦、菽等作物。此外，南部地区还以“有鱼、盐、枣、栗之饶”而著称。北部东部居地也已经“知种麻、养蚕、作绵布”。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马牛已经广泛用于交通、耕地和军事，汉王朝在襄平设有牧师官，掌握东北南部的军马牧养。北部少数民族畜牧业尤为发达，高夷的嗛羊、挹娄的白马、东的果下马，都是当时的名产。

传统农业的曲折发展 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战乱频仍，公孙氏割据辽东，广招内地流人“躬秉农器，编为四民”，辽东农业一时迅速发展。但不久曹魏大军攻灭公孙，辽东农业在战乱中遭到了极大破坏。西晋时，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业，劝课农桑，注重沟洫，提倡牛耕，促进了辽西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桑柘之利得到初步开发。慕容氏衰落后，东北又陷于战火之中，民族流动剧烈，农业在开发与破坏的不断交迭中陷于停滞状态。唐代渤海国兴起后，长白山地河谷平原地区的农牧业迅速繁荣，在渤海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器，铁制农具十分普遍，犁耕和牛耕也得到推广，粟、麦、穄、豆、稻是主要作物，水稻种植的北线已达到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牧业、渔业都得到全面发展，形成“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䌷，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等名特产品。10世纪初，渤海为辽所灭，这一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重新变成渔猎之区。辽代曾在东北建立50余城，城郭农业逐渐发展，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虽累兵兴，未尝用乏”。尤其是在今克鲁伦河和呼仑贝尔地区大兴屯田，促进了西部草原的农业开发。金代东北农业空前繁荣，猛安谍克屯田遍布东北南北各地，农垦区域迅速扩大，仅上京诸路（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就有耕地约200多万垧，粮食产量可达500万石。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铁制农具全面普及，在东北各地出土了上万件金代铁器，种类齐全，形制规整，趋于定型。犁耕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基本上排斥了锄耕农业，土地分配和田赋征收皆以“牛具”为单位。元灭金时，战火所及，人口流散，土地荒废，东北农业又一次陷于衰退。

传统农业的广泛开展

明继元后，先在东北南部置辽东都司，辖定辽、东宁等二十五卫和安乐、自在二州，后又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置奴尔干都司，辖女真各部和兀良哈三卫，加强了对东北的管理和经营，密切了中原和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北的农业开发。明初曾在辽东大兴屯田，嘉靖（1522～1566）年间辽东屯田面积曾达384万余亩，屯区内“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由是罢海粮运”，实现了粮食自给。明中叶后军屯制度日趋破坏，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方式，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东北女真族各部落的经济水平逐渐提高，建州女真在正统初年就已开始了农耕生产，海西女真诸部也逐渐向定居农业过渡。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女真人从汉族地区源源不断购进铁器和耕牛，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族已能自己制造铁器。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女真族社会迅速走向封建化，形成了八旗土地制度。明清之际战乱频仍，清进关后大量人口入关，辽东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大片垦区变为荒原。清初顺治（1644～1661）年间曾在辽东实行“招垦令”，鼓励关内农民出关开荒。不久又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立官庄（见），将大批罪犯流放到吉、黑地区充作壮丁，同时派拨旗兵和站丁进东北屯驻，开辟大片旗田（见）。但清政府从“首崇满洲”，维护“龙兴之地”的统治出发，乾隆以后对东北厉行“封禁”政策，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划作“围场”、“牧厂”、“禁山”、“蒙地”等等，禁止流民进入私垦，限制了东北的土地开发。尽管如此，仍有大批流民冲破封禁，先后进入辽西、伊通河、拉林河、呼兰河流域开辟垦区。乾、嘉、道时期，清政府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乃有计划地组织京旗出关移屯，为流民开辟垦区提供了有利契机。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流民私垦的既成事实，将垦地升科纳赋，东北民地数量迅速扩大。嘉庆二十五年（1820）辽、吉两省共有民田510余万亩，而盛京官庄旗地已达1807万余亩。土地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末年辽东已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雍正以后，辽东开始有余粮外运，直隶山东遇有灾歉，往往靠奉天余粮调剂。辽东大豆更是远销江、浙、闽、广诸省，乾隆四十五年（1780）辽东运出的大豆、豆饼达120余万石。辽东农业开发已大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