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河道以兴水利，防御洪水以避灾害的历史。中国江河治理历史悠久，尤其是黄河治理在人类治河防洪史中是值得重点提出的。

中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禹贡》中说他以黄河为重点，遍治全国大江大河。当时已修筑堤防和疏浚河道。春秋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堤防，战国时以筑堤御水著名的有白圭。黄河下游，在今河北省境，战国时筑有大堤，堤距50里。西岸属赵、魏，东岸属齐，他们筑堤防护自己的疆土，以邻为壑。秦代统一天下，才调整江河两岸一些不合理的堤防。以后堤防陆续增筑，事先没有全面规划，堤线的布置、堤距的宽窄、堤身大小等等都不甚合理。

汉代黄河已成为地上河，洪灾逐渐多起来。

自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起，黄河就有决溢记载。有两次大决，水由鲁西入泗水，下游从淮水入海，最早一次是汉文帝十七年，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最有名的是瓠子决口（见瓠子堵口）。西汉末年黄河及汴渠决溢为害，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治邺，在今临漳县西南）决口（见黄河改道），长期漫流不堵直到王景治河、汴成功，河道才固定下来，在古河道之南，由今山东北部入渤海。

两汉大力治理黄河下游，以修堤、堵口为主，还有疏浚，裁湾取直，修筑护岸，石激等。特别是王景治河的规模，在现代以前是空前绝后的。引黄的汴渠口水门（闸）在西汉主要是木土工程，东汉改为石工，号称石门，一直延用到南北朝。西汉时，为了黄河漕运还开凿过砥柱（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西汉时关于治黄方案和意见很多，最有名的是哀帝时的贾让治河三策（见西汉治黄）。

东汉初年治黄、治汴的议论也不少，主要问题是挽河回故道还是由汴侵入淮、泗。王景治河后，河向东流，维持了900多年。

东汉、三国时都有决溢记载，西晋灭吴（280年）后300多年南北分裂，黄河下游地区战乱最多，没有决溢记载（中游有两次），也没有修筑堤防记载，汉水、长江倒有修堤、筑石激等工程。魏、晋、南北朝战争多，江、淮、黄、海等干支流上都有用水攻守，造成人为洪灾的记录，共约20次。最大的一次是梁天监十五年（516）和北魏争夺寿阳（今安徽寿县），在今安徽五河县境，修浮山堰，横截淮水。除寿阳城被淹外，汛期堰溃决后，下游溺死十几万人。

隋及唐前期一百六十多年间（自隋开皇九年灭陈至唐天宝末年，589～755）黄河平均二十几年一次决溢，堤防逐渐完备。唐后期150年间（唐至德元年至天祐四年，756～907）平均十几年一次决溢。隋唐治河情况，记载不多，但两岸自今河南孟县以下至海口（在今利津东）已筑成千里遥堤。最下游有人工分洪及人工改道的记载。黄河支流，伊洛河曾多次决溢成灾并修有堤防等。三门砥柱，为了漕运曾多次修凿；汴渠口的闸、堰工程也是经常修治的目标。

五代（908～960）黄河水灾由平均三、四年一次增加到二、三年一次，经常修堤堵口。北宋160多年（960～1127）黄河决溢平均每一、二年一次，灾害多，规模大。当时治河议论多，修防勤，工程技术也有提高；但战略性措施不恰当，不能收到效果。

北宋初期，治河方针有恢复遥堤和下游开支河分流两种主张，大多数主张后者，认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垂上《导河形胜书》三篇，主张自滑州以下向东北分为六支与海河水系混流入海。北宋中期以后治河方针的争议集中在东流、北流之争（见北宋治黄的东流和北流），双方都没有有效办法，就有人认为河道所在总有水灾，不如迁民避害，听其自然。到后期有人总结治河经验说：“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这种主张和初期的恢复遥堤相近。

北宋治河，除设专职官吏外，地方官都兼河堤使等职。规定河堤要普遍植树，每年春季准备防汛物料，修缮堤防，疏治河道，调动夫役常至10万以上。由于河道变迁，经常创筑新堤，施工有法定规范。到后期，按堤防距水远近分为两类、六等。治黄险段普设埽工，前期自今河南孟县以下已有著名埽工四、五十处；后期河道北流，元丰四年（1081）统计有著名埽工59处。埽工已很成熟，既用以护岸，因所在位置及作用分若干类，又用以堵口。护岸、截流、挑溜等建筑物还有木岸、木笼、马头、锯牙、约、软堰、硬堰等。熙宁六年（公元1073）王安石当政，设疏浚六河司，试用“铁龙扬泥车法”及“浚川杷”等机械，疏浚河道，效果不好。北宋人对河流水文已有不少知识，把季节性涨水分为十类（见信水），对水势及其性质也加以分类，对淤淀的土质也定性分类。北宋治河的专著多已失传，仅沈立《河防通议》的一部分内容保存在元人沙克什编辑的同名书中。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东流断绝，改向北流，到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年）一次人为决口，黄河向东分由北清河（后大清河）及泗、淮入海。金灭北宋后的40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向南、向东或向北漫流。大致自金正隆末年（1160年左右）起，除有时决溢向东、向北外，河水经常南流由淮水支流入淮。大定时（1170年）才有修防记载，方针是重北轻南，希望黄河南流。所用方法同历代一样，不外修堤、筑埽、堵决、分流。这样维持了40多年，到蒙古南下攻金，黄河又处于放任状态，长达60余年。

元统一全国后才又有修防。元初黄河基本上南由颍、涡入淮，以后更多地北由泗水入淮，摆来摆去，多次迁徙，没有大力治理。到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有贾鲁治河，主要是堵口，黄河仍决溢不断。

明清治水，以保证京杭运河的漕运畅通为主。所谓“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黄河下游自淮阴以北入淮，淮阴以上的防治，多以分水入淮为主要手段。所以当时黄淮运的治理成为一盘棋。

明前期的南分北堵 明初的30年间未大治理，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159年中，两次大的堵口工程都是在运河堤上进行的（1448～1456年的沙湾堵口，1492～1494张秋堵口）。后来采取南分北堵的方针，北岸修筑了太行堤等大堤，向北的决口减少了。到正德、嘉靖时（16世纪前半期）多在商邱至徐州上下，两岸决溢，分流向东。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这一带的河道竟分成十几股，漫流而下。

明成化七年（1471年）在黄河、运河上设总理河道，专职管理，地位相当于一省的负责官吏，后来就成了400多年通行的制度。晚明治黄河，自明晚期到近代，300多年（明隆庆元年至民国末，公元1567～1948）黄河平均每一、二年一次决溢。明晚期潘季驯治河，反对分流或另改新道，主张以遥堤御洪水，以缕堤约束中水以下流路，冲刷河床，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说法；以洪泽湖拦蓄淮水，借淮水冲刷黄淮合流后的河道；反对黄运分离，提出治黄即以治漕。于是两岸大修堤防，制定修守制度，严格控制水流，固定河道。他的主张实施后，淮水涨溢难消，泗州明祖陵有被淹的危险，因而被撤去治河的职务。后来的继任者主张分黄导淮，为黄河开一支河，另导淮水入江、入海。又开泇河，使黄运分家（见中国古代运河）。明末河患深重，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明朝的官吏决河堤淹义军，结果冲没开封城，死者数十万人，是一次人为的浩劫。

清前期治黄 清初对黄河亦未大治理，直到康熙时用靳辅治河。靳辅听从幕僚陈潢的说法，继承潘季驯的主张，自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677～1688年）实施他的计划，效果是以后二、三十年内黄河决溢次数由平均一、二年一次，减为四、五年一次，灾害缩小。他比潘季驯更大规模地修减水坝，减泄特大洪水；更明确地主张蓄淮河清水抵御黄河浊水并以清释浑。他虽提出为淮水下游找出路，但未能实施，以致苏北水灾严重，无法减轻。他和潘不同的是把黄运彻底分开，仅在清口交叉。清口在淮黄合流，黄运交叉处，成了清代治黄淮运的重点，做了许多工程，主要目的是要淮水能顺利流出，可以刷黄淤，可以济运道，可以消淮涨，但效果并不大。

清后期治黄 靳辅以后治河的多沿用靳说，但河政日益腐败，灾害并未减少。后来他们过多地使用减坝，减水入洪泽湖，成了黄河防洪的重要手段；还由此提出了以黄济清，把沿途澄清的入湖黄水用来抬高洪泽湖水；黄运虽分开，后来有时又引黄济运；导淮下游虽修了归江十坝，归海五坝，苏北里下河地区情况并未改善。他们在治河技术措施上有不少改进，例如：黄河上曾引用治永定河经验大量修挑水坝；在黄河和海河水系等多沙河流上大量放淤固堤（在18世纪）；后来在黄河上推行石工和砖工等等。

清代河政 清代极重治河，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曾亲自指挥，决定方案；各代的堵口大工多半派钦差大臣督工，法规严密，失职的官吏处分很重。但自乾隆中叶（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治河成为官吏最大的贪污手段。后来每年岁修费用高达白银数百万两，一次堵口费用多至一、二千万两，另外还加上民间的征发也是上千万两。当时全国的赋税每年收入不过6000万两。大量金钱被贪污浪费，用到工程上的不到十分之一。

到近代，清政权由于内忧外患更放松了河防。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兰阳铜瓦厢决口，东北流，下夺大清河道入海。运河以西300里间无河道，平地漫流约20年，才筑堤成河。同治末、光绪初（19世纪70年代）关于是否挽河南回故道，曾有一段争议，类似北宋东流、北流之争。清代早就有人主张改河道入大清河，这次争议在决口20年之后，加杂一些地方性的偏见，双方都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清廷当时没有兴大工的力量，迁就既成事实，不再提挽河回南。当时已有人提出大清河太窄，以后三十几年决溢集中于运河东，大清河道上。改道后50多年，山东每年都有水灾。

民国时期（1911～1948），运河已废，黄淮分离，问题已简单些，但政治混乱，帝国主义侵略愈亟，河政并无起色。30几年中，决溢100多次，大灾时，受灾人往往达到几百万。虽有西方新技术的引进，也只是在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等理论方面，规划、勘测、水工等技术方面稍有引用，河工修防无大改进。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当时政府挖开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水南流，从颍水入淮，受灾人口1250万，死亡89万，直到1947年才堵塞。

这一时期由于黄河夺淮，淮河中游水灾也多起来，同时由于淮水涨溢，威胁泗州的明朝祖陵，黄河向南分水也受到限制。其他河流长江、汉水上已系统的修筑堤防；海河水系自金、元以来水灾和筑堤日渐增多；东北的辽河、松花江、大凌河等，辽、金、元三代也有些水灾记载。淮河灾害到黄河改道后，仍未减少，清末和民国都提出导淮问题，但实际未做多少工作。长江以荆江段灾害最多，明清以来，荆江以下至江苏境陆续修成堤防，到民国仍时常有水灾，支流如汉水等也是如此（见长江治理史）。海河水系上，清代治永定河（见海滦河水系治理史）用力之多，仅次于治黄，大修两岸堤防，企图固定下游河道，但仍经常决溢成灾。珠江水系的治理，也是明清以来的事（见珠江水系治理史）。

明清以来水利著作中治河防洪方面如《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等专书以及属于史料编辑的《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等都是较著名的文献。河工技术方面如《安澜纪要》、《迥澜纪要》等是出自老河工王全一之手，别人代为编辑的（见郭大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