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关全国或某地区、某流域全面性的兴水利，除水害的主要策略和议论，既包括综合性的治理，也包括以治河防洪为主，航运为主或农田水利等为主的治水方针或意见。

春秋时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周都王城（今洛阳市）由于谷水、洛水同时泛滥，要淹没王宫，太子晋反对堵塞水道，提出了平治水土的各项原则，可以总括为7条，即：①“象天”、看自然条件；②“仪地”、按地区条件；③“和民“、按利民爱民的政治经济条件；④“顺时”、要顺应时间的变化；⑤“敬神”、对未知数和不能控制的因素要慎重；⑥“咨之前训”、尊重前人的经验教训；⑦“观民之宪言”、听取群众的正常议论。

先秦时期对准则的实施

根据这些准则，太子晋认为古人平治水土“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因为“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都是自然形成的。山、薮是动植物生殖的地区，不应当改成平地；川谷是水的通路，不应当壅塞：泽是蓄水的地方不应当排干。

对禹治水的评论 太子晋批评古代共工治水土，违反上述原则“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招致灭亡；后来崇伯鲧也学他的办法，遭到贬黜。鲧的儿子禹治水，改变作法，共工的后代，四岳协助他共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合通四海，”获得了成功。“九”的意思是多数，就是禹因自然形势平治利用，使山更崇高，川更疏通，泽四周修堤能蓄更多的水，薮能更多的生殖，平地就大力开发，在险要地方修建城市。当时的实践，这类水土利用的主张，是有实践例子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对水土开发利用提出“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涝，规偃猪，町原防，牧皋，井衍沃，量入修赋。”意思是记下能生长植物的土地（土）和已耕地（田）；估算山林面积；统计积水的泽和低洼的薮；辨别人为高地和天然丘陵；标出肥美和瘠薄农田；计算高燥和湿润地区；规划塘堰和陂池；划定平原可耕地及河川堤防界限；定出水旁潮湿的牧草地；把高低的平衍良田分成井字形。这些措施和《禹贡》及《周礼》的记载都相合。

全国性的规划设想《禹贡》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编成，内容是战国及战国以前的。它记述禹平治水土的成绩。实际可以看作古人根据已经局部实施和一些传说以及当时掌握的知识整理而成的一个水土治理的设想。它把全国分为九州，叙述各州治理开发的山水，通向黄河的航道，物产和农业生产力。在冀州治黄河、漳水、恒水（唐河）、卫水（滹沱河）和大陆泽；在兖州治黄河最下游的九河、灉水、沮水和雷夏泽；在青州治潍水、淄水，开发海滨；在徐州治淮水、沂水和大野泽；在扬州治三江、震泽和彭蠡（太湖和鄱阳湖）；在荆州治江、汉、沱、潜和云梦泽；在豫州治伊、洛、、涧和荥泽、菏泽、孟诸泽；在梁州治沱、潜；在雍州

治弱水、泾、渭、漆、沮、沣水和猪野泽。

通黄河的航道：冀州的西、东、南界都是黄河：兖州由济、漯入河；青州由汶水通济入河；徐州由淮、泗通菏水至河；扬州由江、海通淮、泗通河；荆州由江、沱、潜、汉经过陆路至洛水入河；豫州自洛至河：梁州由潜、沔经陆路入渭通河；雍州自黄河上游可以通航至渭水入黄处。

它还叙述了江、淮、河、汉、济、渭、洛等大河河道。相传禹还“浚畎浍距川”，“尽力乎沟洫，”在平治水土中修筑农田排灌系统。这和“井衍沃”的井田是分不开的。《周礼·遂人》分排灌渠道为遂、沟、洫、浍、川五级和结合渠道的相应道路：径、畛、涂、道、路。《稻人》描述了潴、防、沟、遂、列、浍等田间水网工程。

先秦对水利的深入认识

《管子·度地》以水、旱、风、霜、厉（疫）为五害，“水最为大”，提出防水办法。《水地》篇又分析各地区水质和居民性格的关系，认为“化世”，“治于世”的关键在水，水质要求不杂，不浊。同书《地员》论述地下泉水深度和水质、土壤、植物种类、地形、人的性格等等的关系。《淮南子·地形训》也论述了水质和矿产及农作物的关系。这些大致都是先秦时代的议论。

几项准则在治河方面的体现 汉以后的治河更注意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及尊重前人经验三项。还由于对未知因素多方面考虑，逐渐增加了新内容，改变了原涵义。

筑堤堵口不是上策

“不防川”，就有许多片面解释。

汉代各说 汉武帝时瓠子决口，长期不堵，理由就是“塞之未必应天”，应听其自然，不加干涉；成帝时李寻、解光对河决的意见也是“令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哀帝时平当说：“按经义，治水有决（分）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贾让上策说：“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放河北流“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东汉初，议治河、汴，也有人主张“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

宽堤说 宋开宝五年（972年）诏书：“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宋神宗治河失败后说：“河决……或西或东，若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如何？”又说：“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对这些主张稍加修正，就是遥堤约拦水势说，贾让上策就说“西薄大山，东薄金堤”，不能无限制泛滥；北宋末任伯雨就明确提出宽堤约拦，不使“大段漫流”。

泥沙问题 明清两代提出泥沙淤积问题。这也是必须注意的自然条件。清代陈法说（在乾隆早期1740年左右）古人治黄有疏导，无堤防，河决为灾由于修堤，主张开河不筑堤，“俗亦有临河不打堤之说”，宽立遥堤亦无益有害，河改道是由于决堤，冲刷成河，平地漫流无法成河。古代迁徙是原来有河道；水大河溢可淤地，麦可倍收；沙可平漫散布，水归槽时亦可冲刷；支流和沥水可流入河内。

清人论海河水系治理，这类主张最多。顾琮于乾隆三年（1738年）论治永定河说：“治浊流之法以不治而治为上策，如漳河、滹沱等河之无堤束水是也。此外惟匀沙之法次之，如黄河之遥堤一水一麦是也。”同时，陈宏谋认为水散漫，深不过尺，不成大灾；沙积可肥麦田；永定河多沙质堤防不能束水，反而决溢成灾，淤塞原蓄水之东西两淀。他主张学贾让上策筑遥堤，辅以草坝，分减特大洪水；分筑护城，护村等堤。程含章于道光三年（1823年）论直隶（河北）水灾说：以前没有多少水灾“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常苦水涝，则永定、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也，”因为这两条河沙多，淤没淀泊。他又反对漳河修复堤防，认为无堤“漳水漫而不决为患犹小，”既筑堤“漳水漫而必决为患愈大”。同时人魏源也同意顾琮说，以海河水系无堤为上策，“此外惟让地次之，黄河之遥堤是也”。清朝人议论着眼于多沙河流之善淤善决，和前代稍不同。魏源亦轻视江汉堤防，至同治时马征麟的治长江五策，结论是“至于增堤塞溃，在前代或为下策，冀幸一时，自今日视之，直为非策矣”。这又推广到清水河流。

分疏与改道

这些争论和实施多在黄河上。分疏说，引禹疏九河为根据，自西汉起历代奉为常法，宋代虽有河不两行之说，下至元、明仍经常使用。人工改道说常与复禹故道说相连。改道说亦自西汉始，南宋黄河南流，至明清屡次有入主张改河北上，明嘉靖中黄绾认为黄河南流是穿过了黄淮分水岭，自低爬高，应当改道向北，找一条最低洼地行水；清代孙嘉淦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主张减水入大清河或改道大清河；道光时魏源主张改道大清河，认为改道可以省岁修费；毁田地不多，旧河涸出大量淤地；解决淮水水灾；解决里下河水灾；以后“河不常患”；岁修费取旧湖涸出淤地的收入可以够用。“此六利者，天造地设，自然之利”。陈法认为黄河“注之东北，此天之经也，地之纪也，不可得而易置之也”，南流是人为的结果。

分水及改道二说都没有考虑泥沙问题，遥堤说是考虑到的。主张分水的往往不主张遥堤如宋初复遥堤不如分水的说法。主张遥堤的亦反对分水，理由是两河不并行。

束水攻沙

注意泥沙是民间的传统，治黄吸收群众意见，就有束水攻沙说。潘季驯主张遥堤拦洪水，缕堤束水攻沙，强调堤防的作用；筑堤以防泛滥，导水入海，正是顺水之性；束水攻沙，泥沙不淤是顺沙之性（见束水攻沙论）。他反对分流，认为多沙河流“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饱则夺河，……借势行沙，合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又反对改道开新河，认为旧河淤，新亦淤，数年新者亦旧。

清人陈潢认为河水泛滥并非河性喜决，是就下之性受到抑制；治水顺其性而疏、蓄、束、泄、分、合都是顺其自然，关键在堤防束水，防之正以顺水性，合水势，刷深河底，水得就下，是以水治水，乃自然之理。潘，陈都主张在遥堤上修减水坝，有控制的分减洪水；又认为治河不能一劳永逸，只有经常修守堤防。

这类主张清代有所发展。例如道光五年（1825年）东河总督张文浩针对当时情况，根据许多人的说法，提出治黄五条：当时减水坝每年开放，泄黄入洪泽湖，他认为分减太多，正河因而沉淤，提出严守闸坝；康熙时靳辅曾修海口长堤，他提出接修长堤，逼刷海口；康熙时一度大挑引河，他主张用以逢湾取直，切滩挑引以防淤；北宋以来有机械浚淤说，靳辅曾用于海口段，他建议恢复浚船，自海口向上疏浚；缕堤束水效果不好，他主张在两侧河滩上筑平滩对坝（坝顶和滩地平）刷沙。当时还有许多类似的意见。

根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无处不可以兴水利；由利民爱民可以转为因民之利，由群众普遍开展。突出这几项原则，平治水土的一个主要方面，由古代井田沟洫的实践逐渐发展为一种综合利用，治水的主张，到后来提的很明确。

沟洫治水

西汉时贾让治河三策的中策提出分河通渠冀州，开渠治田，可以填淤盐碱地，可以改旱地为水田，可以通航运。有人解释为古沟洫法。北宋蓄海河水系各水为塘泊，防御契丹，最西端较高，“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沟洫同时用于边防。长江最下游及太湖流域自唐后期到北宋形成的塘浦和圩田是湖泊多水地区的沟洫制，清人陆世仪（明万历三十九年至清康熙十一年，1611～1672年）说的很详细（见《周礼·匠人为沟洫》）。塘浦可以排灌、通航、除渍涝。宋以后推广到两湖、皖、赣湖泊地区和珠江下游。

下游分散 明代周用主张沟洫治河，他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提出水不治，田就不能治，治田更应治水，只有沟洫制才能做到。沟洫可以容水备旱涝；处处有沟洫则处处都能容水，黄河不会涨溢；人人修沟洫则人人都在治水，黄河不会不治；水治则田即可治。把治河、治田、备旱涝合而为一；把水分散，由群众治理。万历三年（1575年）和万历十三年（1585年）徐贞明论西北水利“（古代）河之无患，沟洫其本也”，“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浍，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水利成田而河流渐杀，河患可弭矣”。理论是：水聚则为害，散则为利；弃之则为害，用之则为利；水害之未除正以水利未修。措施是：上流疏沟渠，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开支河，泄横流；洼淀低者蓄水，高者做圩。

上游拦截 分上源最重要。清康熙中叶（17世纪末）许氶宣论西北水利说：水上源在西北，下流在东南，用下流利害相半，用上源有利无害，惟不善用则成害，古代西北富饶由于沟洫之制。他认为治西北上流要开沟洫行水，筑堤岸防水，作梯田拦水，浚陂池蓄水，用闸坝节制，用提水工具排灌，在冀、豫、秦、晋、齐、鲁都可通行，有利无害。

工程措施 乾隆时（1736～1795年）论沟洫的人不少，北方曾局部推行。把沟洫制引伸到山区，认为无处不可行的有晏斯盛说，他认为“沟洫之法，宜古宜今，惟在变通尽利”，能开成方田的，可以开成沟田；不能方的可以随地形高下曲折开通，使能蓄能泄就可以。山谷溪涧是自然形成的沟洫，有低平处，可筑陂堰节蓄，沟通；有湖、塘、潭、泉的低平处可以提水开沟，修“枧”（简单渡槽）灌田；山坡处，上有泉的可分层下引，无泉的可就稍平处多开池塘，层层下灌。陡坡田要累砌成级，水急的山溪要陂堰节蓄，水多的平地宜筑圩，把渠道和水源分疏成纵横的沟洫。

水沙利用

各处的水都可设法利用；土在田固可以用，流为泥沙也可以利用。

用水 明徐光启（1562～1633）认为农业经济的关键在用水，“均水田间，水土相得”，不只能救旱涝，还可以调节气候不致有大旱涝。他也同意沟洫能除洪灾的意见。他提出用水源、水流、水潴、水委及作源作潴五项和相应的具体办法。用水源是利用泉水，山泉及平地泉。用法有自流、提水、蓄水，动力有水力、人力、风力、畜力，工程有梯田、河渠、池塘、水库、渡槽等。用水流是利用各级支流。用法有提水、蓄泄，工程有塘浦、闸、堰、渠、堤、圩田、垦田，设置有水则等。用水潴是利用积水的湖、泊、泽、荡、淀、海。用法有提水、自流、排蓄，工程有闸、坝、圩田、堤岸等。用水委是利用海的潮汐和开发岛屿、沙洲。用法有提水、蓄泄，工程有闸、堰、池塘、井、水库等。作源作潴是凿井和修池塘、水库。用法有提水、蓄水，动力有人力、畜力、风力，工程有井、塘、水库等。地圹不能多修井、库，应当植树造林（见徐光启论水利）。

拦蓄水土 河流泥沙多，由于上源植被破坏，宋、明人已有认识；溪涧筑堰拦沙，保持水土，清人对长江、黄河上流都提出过（看中国古代的水土保持）。山坡开梯田，导源南宋以前。陂堰节节拦蓄，元王祯《农书》（1313年）载有建筑物“水栅”及“巨栅”用于溪涧及小河上源。明嘉靖时（约16世纪20年代）陆深建议山西溪涧水“悍浊”可采用浙江、福建的经验，沿流做乱石滩（堆石坝）逐层引用。这种办法清代云南也大量采用。

淤泥肥田 山西利用川谷雨涝浑水，开渠筑堰，分引淤田，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已有总结性的著作《水利图经》，西北各省这类措施相传起源于先秦。下游沟洫能否解决泥沙问题，有不同意见。清康熙后期（18世纪初）张伯行说“沟洫之说凡河皆可用而独黄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随行而随淤也。”有人认为如果取泥沙作肥料，淤在沟里离农田会近些。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沈梦兰认为沟洫到处可以用，黄河、海河水系更需要，因为它们水势迅猛，含泥沙多，善淤善决。冬春挑浚沟洫，取肥是利用它们的淤；夏秋沟洫分水输灌是利用它们的决。沟洫可以备旱涝，取淤肥，通航道，改水田，容洪涝等等（见周礼·匠人为沟洫）。

治水方针与规划布局受社会形态的限制，受时代的限制，受技术水平（不能控制的因素）的限制，历代虽有变通，但政治经济上利民爱民的准则不易贯彻。

水利重点区

政治中心区往往大力开发农业，因而也是水利重点区。

农田水利 秦、西汉、隋、唐都关中就有郑白渠等一系列工程。东汉末三国时曹操先在许都（今许昌）引颍水开屯田；后经营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沿袭战国早期的魏，修天井堰；孙吴承袭春秋时的吴、越，开发三江五湖；蜀汉利用都江堰。东晋和南朝继承孙吴开发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水利；北周继承秦、汉开关中水利；北齐继承曹操开邺都水利。南宋都临安（今杭州），江、浙、闽水利发展到高峰。唐以后农业经济重心移向江南，政治中心多在北方，靠运河联系，元、明、清都曾兴畿辅水利，开发海河流域，但未成功。

农田水利另一重点是边疆的水利屯田。汉代开发西域、湟水流域、河西走廊、黄河中游（宁夏、内蒙）等地区的水利，东北边疆也有屯田。三国魏、吴边界在淮南，魏在淮水干支流上大兴屯田水利。唐代兴西北水利和汉代相似，清代也是如此。北宋在河北和辽接界处修塘泊和屯田水利，塘泊直接用于防御。元代北至外蒙，南至云南和雷州半岛都有屯田水利。明代在东北议屯田而未实行。

运渠 航运工程也是围绕政治中心开展的，用以吸收四方财赋，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如春秋时吴越的三江和运渠；战国时魏的鸿沟；汉代的关中漕渠、黄河航道和古汴渠；隋修关中广通渠，改修新汴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运河和永济渠；唐代除沿用隋代各渠外，自长安向西开有升原渠；北宋由开封向四方辐射为汴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渠和御河（永济渠）等；南宋自临安向北有江南运河和淮扬运河，向东有浙东运河并沿袭六朝的水道网；元代修成京杭运河，仍以海运为主；明、清南粮北运主要靠这条运河，以保证漕运畅通为全国治水方针，直到近代。

为军事服务的航运工程也不少，例如：春秋时吴开邗沟和菏水是为了北上争霸；秦修灵渠为了向岭南用兵；曹操修白沟等一系列运河，沟通黄、海、滦水系是为了北征；魏晋南北朝时江淮之间有巢湖、淝水运道多半用于战争：南北朝时由江淮北通泗、济通黄河或由泗入古汴渠通黄河也是为了用兵。天然航道如长江除为经济服务外用于政治和军事的也不少，近代帝国主义入侵，长江成了一条通道。

治河防洪受政治影响

治河防洪亦常直接受政治和军事的影响。除黄、海、淮、江等干支流上都有人为决口用于攻守的记载外，北宋治黄严防南岸是因为开封在南；金代利河南行，并不急于防治；元、明、清治海河水系较多，特别清代大力治永定河是因为近在畿辅。明清治水以保漕运为主，黄、淮、海的治理方针都由它决定。明前期引黄济运，后期避黄通运。后期徐州以上北岸筑大堤以防北决妨运，南岸则分水入淮，一部分东流济徐州以下的河漕。黄河自清口以下夺淮入海，淮水出路不畅则筑高家堰，洪泽湖形成淮水的拦洪水库，由清口泄水与黄河合流，借清刷浑。淮水高涨可能淹没泗州（今盱眙北）明祖陵则自高堰南部分泄入苏北，里下河成了明清两代的重灾区。清代黄淮运只在清口交汇，清口为治理三河的重点，要保证淮水外出以冲黄淤，济运道。海河水系如永定、子牙等浊河的治理，以不能妨运为主，使海河五水集中在天津出海，以淀泊蓄滞洪水，后来逐渐湮没缩小。